给属下的人封官，谋划未来的布局，跟大钦茂商议海贸的细节等等。一天忙下来，方重勇感觉头都是大的。
入夜之后，他一个人待在登州府衙的某个客房内，思索着拥戴永王李上位的利弊。
烛火摇曳着，墙上倒映着方重勇的影子，也随风飘动。
拥立李上位好处是很多的，最大的一点，就是“借壳上市”，极大降低了风险。
李唐开国百五十年，留下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神话故事。无论是权贵还是百姓，心里都有幻想大唐能重回颠峰。这个时候若是有人站出来称帝，后果会很严重。
容易被各路神仙集火。
就算是方重勇本人，也从来都是打造的自己“忠臣”人设，从未提过要称帝这样的事情。
有李这把伞，就能在雨中站住脚了。
只不过，这样的代价是什么呢？
其实，对于未来路线如何，无论是学曹操也好，学赵匡胤也罢，都已经给方重勇指明了路。
套路俗气归俗气，但是绝对好用，可操作性极强。
但是这解决不了方重勇心中的难题。
他担心的也不是自己最后能不能赢。
赢是一定能赢的，只是最后的结果，是不是自己想要的那种“赢”，就很难说了。
帝王将相们有时候看似赢了，其实不过是世家推举到前台的一个提线木偶而已。
看似大权在握，实则国家根基被掏空。
盛唐的消沉，在方重勇看来是一种必然。如果刨除基哥胡乱作为，官员与皇子们出昏招等因素，那么盛唐或许还可以多延续十年。
之后，也一定会开始自下而上的消解，这个过程会缓慢而坚定。
而盛唐所面临的真正问题，一直从中唐到晚清乃至民国，都没有彻底解决。
这个问题，属于是聪明人看到了做不到，普通人根本连看都看不到。
方重勇感觉到很孤独，他身边连商议的人都没有，说出来了别人也不懂。
盛唐之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一切都围绕着农业展开。对于农业来说，耕地是现成的，人口，才是一切。
以粮食为统计标准，国家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很容易计算出境内有多少人，大体上有多少产出，需要收多少税维持上层建筑。
农业税就是一切。
换言之，单位人口的农业产出，是立国的基础。而手工业乃至工商业，都是附属的，可以抓大放小。
并且，农业社会的治理成本很低，人口流动性不强，每个人的都是“有产者”。
因为哪怕某个人耕的田是别人的，他也依旧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
但是到了盛唐，情况却发生了改变。长期的和平与日积月累，让商品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已经到了统治者不能忽视的地步。
简而言之，社会整体层面的粮食已经有富余，可以养出相对规模较大的工商业了。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兴，这本是社会向上发展的关键时期。
这时候，用农业社会的模式，来计算经济产出的办法已经不灵了。国家用收农业税的办法，解决不了新出现的商品经济问题。
大唐无论是货币，还是税收，都已经严重落后于经济模式的改变。
举例而言：洛阳城内织造的绢帛，质地优良者，或许一匹布就可以换一头牛，或者几石粮食。
而织造它们的人，都是“无产者”，没有被束缚在田亩之中，也无法衡量他们产出多少米粮。
因为这时候价格体系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扭曲，官府对这些经济现象失去了掌控。
甚至无法正确认识！
应该怎样引导这些手工业作坊，应该怎么收税，怎么管理，怎么平衡这些手工业与商业等“副业”，与农耕的关系？
一匹质地优良的布，与足以养活普通一家老小一年的粮食，在商品交易时是等价的，但它们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就真能等价么？
国家应该怎么调整其中的关系？
城市化造成了治理成本的极大增加，官员数量夜因此急剧膨胀。
而税收的落后，却又让增加的重担几乎全部转嫁到了农业人口上。就算没有土地兼并，社会也会一步步消沉下去，无非是进度条慢一些罢了。
这些问题是关联的，复杂的，隐藏深入的。
方重勇记得，他前世那个年代，国家都已经取消了农业税。换到大唐这边，就是租庸调已经被完全取消。
要是让这一世的人知道农业税已经取消，他们会简直不敢想象那是怎样一个世界。
这就是发展模式的区别，类比于从二维跳转到三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不是加几倍或者加多少的问题。思路换了，治理方式就必须跟着换。
而封建时代的发展方向，便是土地私有化，国家从田亩中收不上来多少税，然后只能变着法子被动从工商业中获取税收。
在商品经济模式下，种田也是一种生意，有回报率，需要国家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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