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朝廷终于想起佛骨还在京城里呢，于是下令将它送回扶风法门寺，重新埋入地宫。
过了除夕，就是新年，继续延用咸通年号，称咸通十五年。后来到十一月初五，才改年号为乾符元年。
咸通十五年，与乾符元年，是同一年，即公元874年。
去年，全国到处水旱相继，收成锐减，民不聊生。到了冬季、初春，民间粮食吃光了，更无野草充饥，顿时全国各地哀嚎一片。
翰林学士兼户部侍郎卢携，请求对遇荒州县，一律停止征税，并发官仓粮食赈济灾民。
卢携上疏，建议道：“陛下刚刚登上宝座，应体念百姓的困难。国之有民，就好像树之有根，如果秋冬施肥灌溉，则春夏一定繁荣茂盛。我曾经亲眼看到去年关东的旱灾，西自虢州，东到大海，春麦只收割一半，秋季杂粮也寥寥无几，冬季菜蔬收成更少，贫穷人民把蓬草的种子，磨成细粉，把储存一些捡来的槐树叶，捣碎当菜来吃。有的人比这更为贫苦，惨状更难形容。年复一年不能丰收，人民都逃难到相邻各州，留下来的全是饥民，没有地方可以投靠，坐困荒村之中，等待饿死。所谓免除捐税，实际上不免除也一文钱都征不到，而州县却必须向朝廷三司缴钱，所以暴力催逼，对穷苦人动不动就苦刑拷打，但是，即令把房屋拆掉，贩卖梁柱木材，使妻子去当奴仆，出卖儿女，所得的几个钱，也只能供税吏饮一次酒、吃一顿饭，并到不了国库。更可怕的是，除租税之外还有各种徭役，官府如不赶快安抚，百姓再无法活命。请陛下训令各州县，对于百姓所欠的捐税应一律豁免，新的捐税应一律停止征收，使百姓得以苟延残喘到秋天麦子收割、布匹绸缎织成；同时命各地赶快打开义仓赈济，才能熬到晚春（三月），那时，野菜、树叶以及林木，开始发芽，才可采吃，接着桑葚成熟，也可下肚。最近三个月的时间情况最为紧迫，行动不可缓慢。”
唐僖宗李儇（李俨）准奏，颁下圣旨，不过却成了一纸虚文，竟然无人执行，也无法执行。你说为什么呢？
原来当时官府收税制度，实行的是唐德宗时开始推行的两税法，规定各地不论人头，而是按每户资产多少来评定户等（也就是纳税标准），户等三年一定，富户多缴，穷户少纳，一年缴税两次，除两税外决不许加收。
实行两税法本是好事，但是自推行两税法以来，几十年过去了，实际执行中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
首先是免税户太多，加大了普通缴税户的负担。当时僧尼、朝廷和地方官员，都是免税户。这样，交税的负担转嫁给了穷人。有些穷人连人带地，挂靠到寺院或官员人家，也就不再向朝廷缴税。
其次是户等长期不变。寺院、地主、官吏兼并穷人土地，资产增加了，穷人失去土地，资产减少了，这些情况每天都在发生，按规定，应该每三年一次，重新评定户等，调整各户的应纳税额，但地主、富户往往勾结官吏，户等长期不改。
第三是地区之间，税收负担也差别很大。两税法刚实行时，全国并无统一的税率，而是按照之前的十几年中，各州县实际缴纳税收数额最高的那一年，作为标准，实行定额税，这就具有了一定的偶然性。于是各地税收负担不平等，税收负担轻的州县，人口就会大量流入。税收负担重的地区，人口就会大量流失，但各地税收又是定额的，于是官吏就把流失人口应缴纳的税，摊派到其邻居身上，称为“摊逃”。
第四是额外加税，层出不穷。两税法刚实行时，说是按户等定税，一年分两次征收，此外决不许加税。加收一钱，都算枉法。但是帝王浮华，官吏贪婪，上行下效，奢侈成风，节度使超员养兵，地方官孝敬上司，于是各种名目的额外加税，层出不穷。遇到官员即将调任，往往提前预收未来好几年的税。遇到战乱，往往更需额外加收数倍。
所以，这时候颁下圣旨，谈什么减税，都是空口说白话，只有朝廷实实在在地拨放钱粮，才能赈灾。而且，必须由正直、得力的大臣亲自去主持，否则根本无法落实到灾民头上。
不久，罢免碌碌无为的同平章事之一赵隐，贬为镇海节度使。这镇海节度使，驻地润州（镇江），下辖苏州、常州、湖州、杭州、睦州等六州。
此六州，人口都非常稠密，镇海道总人口，在天下各道中排名第一。而且，镇海道下辖各州，都十分富裕。
镇海节度使，可以说是个肥缺！
任命华州刺史裴坦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裴坦也是出身名门望族，河东裴氏，其先祖在隋朝就做过高官了，他父亲曾任福建观察使。不过，裴老先生也已经年过花甲了。
又召还唐懿宗时的前任宰相刘瞻，担任刑部尚书。
刘瞻为人正直，两袖清风，除了自己一家人生活所需外，几乎把所有的俸禄，都用来捐助穷人。他之前被韦保衡陷害流放，朝廷内外，市井民间，很多人为他喊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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