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法广指出的是事实，由当地人组成的水营根本不可能跟随明军东进。
原因是这帮人有老有小，哪怕穷困亦有栖身之地。
并非彻头彻尾的“无产者”，光脚不怕穿鞋的那种。
有产，就有牵挂，就有顾虑，就有取舍。
荆州造反，于大多数人而言绝对是自寻死路，毕竟清廷已经占领整个中国。
所谓大势已定。
因此可以断定只要东进命令一下，由当地人组成的水营就会出现大规划逃营现象，导致这支明军唯一的水师作战部队一夜消失。
解决的办法有。
就是将水营所有人的家眷控制在手中充为人质。
同太平军一样摧毁家庭这一概念，夫妻分开、父子分开，姐弟分开
打仗时男人在前面，老人孩子在后面摇旗呐喊。
甚至于女人、孩子也单独编营作战。
未经许可，夫妻不得见面，父子也不得团聚。
想要见面，就得立下军功。
以此激励士兵勇于战斗。
这种办法太平军做过，李自成、张献忠他们都做过，效果很不错，于起事之初的确能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凝聚力。
后期军事压力不那么大时再予宽松，恢复传统，引入地主士绅阶级，一个新兴王朝便能就此诞生。
但这一点显然王五无法做到。
因为水营的八成士兵是从武昌招募的，他们的家眷在武昌而不在荆州。
荆州人造反，跟他们武昌人有什么关系？
肯定是能躲多远躲多远。
如果允许水营的人自己投票决定去留的话，可能最后愿意留下来战斗的就是王五看不上的懒汉地痞。
这些游手好闲、惹事生非，被亲人都看不起的存在，才是造反初期的坚定参与者。
或者说造反组织者喜欢这种人，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画出大饼并放纵一下军纪就能达到刺激效果。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乌合之众再不行，也能起到壮大的作用。
只有壮大了，才能有优秀的良家子参军。
良民，有口吃的良民，是绝对不会主动造反的。
郭法广指出的事实虽然刺耳，甚至从根本上否定了王五花重金打造的水营价值，王五却点头表示郭总兵讲的在理。
“荆州造反是不关人家武昌人的事，咱们可以拿刀硬逼着武昌人替咱们卖命，可在长江上人家说跳就跳，说跑就跑，咱们这帮旱鸭子能拿人家怎么办？事不关己，有几个肯把自家脑袋系在裤腰带上替别人出头的。”
对于水营是否能用，王五其实比任何人都清楚。
说一千道一万，眼下这支水营是他用“高工资”堆出来的，纯粹是“应急”的。
所以水营反清的动力天生不足，也缺乏足够的信仰和韧性。
一旦与清军交战，十有九八一触即溃。
张煌言部海上义师能在海上坚持二十年，屡败屡战的原因在于张煌言部下士卒并非为“工资”而来，而是主动投奔张的沿海各地抗清志士。
信仰加成，同金钱加成的区别如天与地。
郭法广又说水营整训时间不足，战船数量不足，合格的水兵及炮手数量更是极度缺乏
就差说这支水营根本就是个“过家家”的玩意。
所以，指着这支名不符实的水营绝对不可能突破下游九江、安庆的清军水师封锁。
客观来讲，眼下荆州水营和骑马步兵没什么区别。
都是将船（马）当作交通工具，而非战斗武器。
距离成为一支真正的水上作战部队，荆州水营任重而道远。
人材的极度匮乏也是迫使王五去寻张煌言的原因之一。
没有专业人材帮助打造，光凭高工资维持，最后得到的还是个空架子。
所幸，他这次去江南收获很大。
一百多海军专业人材的“加盟”，无疑雪中送炭。
都说求贤若渴，这话真是一点也不假。
可惜，一场意外打断了王五对于军队发展“正规化”建设的步伐。
“水营真就这么不堪？”
马昌元等人不清楚水营现状，但听外人说他们的水营跟没有差不多，肯定是不服气的。
那江面上大大小小的船还能是假的不成。
负责水营的王胜明过去在西营永历小朝廷任过职，也跟太监庞天寿去过澳门，属于这个时代的“洋务”人材，且亲身目睹西营从壮大到失败的全过程，因而对局面以及现状还是有清晰认知。
其无奈点了点头，不想打肿脸充胖子，坦言说水营目前的状况的确难有大的作为。
最多可以将一部分兵力运到武昌城下，并针对武昌城进行短期封锁。
其它的，很难做到。
没有水师，想从陆上一路突破直至江南，几乎想都不用想。
这也意味马昌元提出的东进战略无法执行。
右营统领赵进忠开口道：“不能东进，又不能北上，那打武昌干什么？”
“武昌总是要打的，不拿下武昌，咱们不就被清军压死在荆州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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