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啥意思啊？不是白行长的5000元国库券吗？这特么怎么成了吴行长的案款？吴行长怎么样了？”梓涵有些晕。
“吴行长没什么事情，估计判不了几年，他就是私分国有资产罪，抄家的时候，在他家才搜出20多万存单，人家检察院的死活都不相信，你一个大行长才这点存款？可是就这些啊。不像白行长被连窝端了，完了，白行长让乌家宝害死了！“田文景唠唠叨叨地。
这怎么能怨乌家宝呢？他怎么知道他妈妈交给他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啊？可能，白行长在对待两个儿子方面似乎有些偏心眼，看样子她还是比较喜欢和信任老二乌家宝，对于老大“阳娃儿”似乎抱怨的更多一些，但实际上老大做事情更稳重一些，而且，当时“阳娃儿”已经离开工行自己做生意，并且开始搞房地产开发了，他自己的公司做得风生水起。老二就是听话，而且也比较乖巧。梓涵和白行长两位公子都认识，但是都没有太多的交道。
“白行长应该可以请律师的啊！“梓涵此时突然醒悟似的。
“应该找了，我也不知道她找了谁，我觉得一定要找一个厉害的律师，要能够保住她性命的人，一定要有关系，否则就完了！“田文景如是说。
听老田说，乌家宝后来知道兹事体大，他的行为有可能害死了他妈妈，甚至要跳楼自杀，几次都被拦住了。还说“阳娃儿”在检察院拒绝配合调查，差点把办案的人打了，被关了好几天才放出来。
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梓涵感觉有一些茫然，他特别怕自己因为做了伪证而被追究刑事责任。所以他又和田文景嘟囔了半天，得到老田的断然否定结论，才悻悻而归。
回到家，他整个人都是凌乱的，和雨汐说了这个事情，还有自己今天去检察院交了两千多块钱的事情。
“对了，田文景说可以找阳娃儿要回这钱，因为我们是替白行长背黑锅的，我们又没有拿这国库券。“梓涵似乎是突然想起来这事儿的。
“我们咋都不能做这种事儿，人家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而且，白行长平时对你那么好，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问人家家人要钱啊？太缺德了！不行！这种事情咱们做不出来！他田文景要，那是他的事情，我们不要，就认了！“雨汐非常坚定地说道。
其实梓涵也是这样想的，他肯定是开不了这口的。
至于事情如何演变成这样的结局，梓涵不得而知，很多事情还是后来他听别人说才了解一些细节，当然，也包括白行长两个儿子和他说的。
人在失去自由，患得患失的状况下，会产生一种错觉：一方面，可能觉得自己交代问题越彻底，就越会得到组织的宽恕。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公诉机关获得的信息，显然不会全盘告诉被限制人生自由的人。所以在这种状态下，人肯定会有恐惧感。
就像玩“黑屋游戏”，你不知道里面都有什么机关，总害怕突然出现一个鬼头鬼脸的东西，而在屋外可以看见屋内的人们，全然没有这样的感觉，甚至会对屋内人的奇怪举动而感到好笑呢。
还有就是害怕麻烦，以为把自己所有的值钱东西，放在一个自认为十分保险的地方就万事大吉了，实际上出问题就在这里。这正应了一句话：千万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当然，家和万事兴也体现在这个事情上。显然，吴行长的两位女儿、女婿与白行长的两个儿子、儿媳妇相比，恐怕和睦相处的定义绝对不止于此吧？
关于计划处的小金库，梓涵似乎隐隐约约听别人议论过，钱从何处来他不得而知，但他觉得，这些钱恐怕主要还是用于业务发展的。只是凯声的突然离世，省市行合并，导致人们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变化，以至于有人动了这种歪心思。
还有就是赵君销毁账册行为，这在法律上就意味着贪污。梓涵认为，既然她是计划处小金库的出纳，一定有账务记录的。但是她在账务上做出的非法举动害怕暴露，便将所有账册统统销毁，这就是一种将资金据为己有的行为，即使你说我只是挪作他用，今后还要归还，账册已经销毁，你拿什么依据归还？
所以，最后她被判15年，真是非常重的刑罚了。
开始的时候，白行长请老齐做她的辩护人。梓涵觉得，老齐恐怕够呛，连他自己都没有把握。当他和梓涵谈到白行长家里的所有资金被检察机关起获，他只会抱怨白行长不应该这样大意，可这个时候抱怨有个毛线用？现在是救人要紧，他却拿不出一点主意。
可能白行长在与老齐见面会谈后觉得有些渺茫，所以委托家里人另外找一个比较靠谱的律师，呼建武成为白行长的辩护律师。
据说，呼律师收费标准非常高。
但是事实上，经过他的努力，最终法院认定：白行长收受贿赂23万元人民币、美元1.5万元、股票30万元(面值)。此外，她对家中人民币存款、有价证券及外币存款折合人民币111.8万余元和5250元港币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以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数罪并罚，判了20年。其他财产是白行长和乌老师祖上留下的文物变卖后的财产，被退还给了白行长家人。这不啻是律师努力的结果，不仅保住了白行长的性命，更是将本属于她自己家的财产物归原主，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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