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电子进出口，也就是梓涵MBA同学关聪上班的那个公司。而且，他的顶头上司——邓处的老公赵老师也在这家公司就职。
谢行长在华都银行担任一把手的时候，电子进出口与省行的劳动服务公司做贸易，由华都银行为电子进出口公司开立信用证。
这笔业务的背后，实际上是天津的一家公司运作，做进出口贸易。电子进出口公司与华都银行省行劳动服务公司成立的颐康贸易公司，实际上就是个空壳：所有的手续由电子、颐康这两家公司做，两家公司从中获得一定比例的收益，但业务实际上是由宁波东方经济发展（集团）总公司做，公司的董事长陈行玮是这个业务幕后的老板。
徐行长来后，这笔“非正常”业务被总行叫停。
是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导致这笔业务资金链的断裂不得而知，但事发以后，省行已经不能再为该笔信用证办理“借新还旧”手续了。
3700万美元信用证的事情就这样爆雷了。
从之后法院审理案件的判决书可以了解到：从1998年2月到2001年3月，陈行玮以自己在内地和香港的公司有所谓的贸易往来的名义，先后在省行骗开信用证139份，将信用金从议付行意大利商业银行香港分行足额套取，致使省行最后开出的20份信用证实际形成承兑行的信用金3700 万美元被陈行玮“成功骗取”。
陈行玮后被判刑。
但这件事牵扯的面很广，上至赴京就职的谢行长，曾经审批这笔业务的省行梁静副行长、李强副行长、汤行助，还有国际结算、公司、风险等部门的处长，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牵连，也被总行问责和遭到处分。
为了协调和妥善处理这笔烂账，梓涵和几位业务部门的处长前往天津、京城与涉及陈行玮控制的那些公司谈判，结果一无所获。
执着的徐行长一定要成立个“领导小组”，对于这个“马蜂窝”不依不饶，明知道根本不可能有结果，却要坚持领导小组定期开会，不断与陈行玮的公司谈判。以至于所有涉及此事的经办人想起这个事情就想吐，大家都担心这破烂事情没完没了，而梓涵认为，自己假如一直深陷其中，可能不仅会招致本部门邓处的反感，而且可能招致所有曾经涉及这笔业务的行领导、处长们的反感。
然并卵，梓涵肯定是没办法躲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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