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徐行长的匆忙离开，刘行长登台亮相。
之前，刘莉莉在办公室工作期间，游走于两位矛盾重重的行领导之间，似乎并没有什么违和感。也多亏她经常给梓涵传递一些高层的信息，她还一再提醒梓涵，为人处事要有所顾忌，所以梓涵平时的言谈举止收敛了许多。
因为，梓涵的口无遮拦和缺乏城府，让两位行长对梓涵都有一些微词，觉得他的工作不利，对于行领导交办的事情处理的不及时、不彻底，在一些重大事件方面显得迂腐和教条，也有些不专业。
一天晚上，梓涵正在洒金桥上课，延兵十万火急给他打电话：交大的代办所撤离，事先没有沟通好，校方拒绝配合，引起了争执，甚至剑拔弩张。行领导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紧急研究方案，这个事情从法律层面如何处理解决？
我勒个去！
法律？法律难道是万能的吗？
这事情打扰了他上课，也扰乱了他的思路，梓涵有些气不打一处来：“这他妈的是哪个王八犊子想出来的馊主意？他妈的有病吧！和交大置气？知道人家校长、书记坐的车是多少号？你行长坐的不过排到了470号，人家校长坐的车可是前30号呢！”
“法律层面？这他妈的是法律层面的问题吗？不知道！我他妈也不知道！”
延兵还是非常耐心地告诉梓涵：别生气！行长也是着急，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也是支行没有处理好，不是我们的问题，行长就是想了解一下，假如走诉讼程序，人家告我们，会不会败诉？
梓涵最后不耐烦地告诉延兵：最好找律师咨询一下，我个人认为华都银行的权益应该可以得到维护，代办所也是挂华都银行的牌子，我们有管理权、经营权，当然就有使用权和所有权。
这事情之所以会发生，正是分行按照总行上市前清产核资的要求，撤销代办机构出现的问题。
按照要求，所有代办机构都必须撤销。有些代办所的所长是银行委派的，这些人回到分行重新安排工作，代办所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代办员，而且与华都银行自有的代办员身份不同，银行的代办员是华都银行的最底层，而代办所的代办员是底层的底层。
撤销机构，他们就意味着失业。
梓涵之所以接到电话这样愤怒，是因为不久前处理过一件让他非常恼火的事情，也是与代办所有关系。
解放路支行的一家代办所撤销，人员就地解散，按照代办员辞退方案，银行给这些人一些补偿，但被辞退的代办员拒绝接受补偿方案，他们就联合起来前往支行、省行“要个说法”。
梓涵作为分行的法律顾问前往支行，代表法律部门与这些闹事的人员以及这些人的家属谈判。
面对面谈判，双方各执一词，各不相让。
被辞退的代办员认为和华都银行签订了劳动合同，或者存在着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所以，华都银行没有权利随意解除劳动关系。他们认为，即使解除劳动关系，也应该支付高额的补偿。
华都银行只能是“一刀切”，对于所有代办所聘请的代办员一律辞退，因为华都银行并没有和这些人直接签订劳动合同，所以也不认可这些人是华都银行的员工，连代办员都不承认。
这种谈判完全就是鸡同鸭讲，不可能谈妥。
但是，领导只能坚决执行总行的精神，出了问题就推给了基层和法律处。
领导认为：华都银行没有和这些人签劳动合同，什么“事实上的劳动关系”？目前上市才是大趋势，况且华都银行人员本来就超编了，代办所的代办员编制问题怎么可能解决的了？不能开口子，一个都不能留！
储蓄代办所是银行依托社会力量，方便业务发展和体现便民措施，设立的代办所，银行负责政策指导、检查，以及业务和账务的检查、辅导。
这些代办所设立在学校、厂矿企业内部，只为这些机构和单位的职工提供银行服务，不对外办理业务，理论上属于银行柜台的延伸，但与银行的法律关系介乎于模糊地带。
特别是那些非全能代办所的简易代办所，业务品种单一，只办理零存整取业务，里面的代办员也都是附属机构内部人员的亲属、关系，银行确实没有和这些人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但是，对于代办所请谁来上班，银行实际上是知道的，只是对这个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反正银行按时支付代办费就是，至于这些代办费能不能包的住，银行不负责任。
“我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代办所没有挂华都银行的牌子，人家会来这里办业务吗？”一位前来参加谈判的代办员家属质问梓涵道。
梓涵回答不上来。
“我们都这么大年龄了，再找工作也十分困难，我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如果没有了这份工作，可让我们没怎么办啊？你们就可怜、可怜我们吧！”一位中年女士看着梓涵和解放路支行的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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