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犯也会写回忆录吗？
我不知道。
如果有，那应该算是犯罪的自白书，一旦日后被人发现，无疑将变成对自己极其不利的证据，会被警方拿捏得死死的，搬到法庭上去。
这是段驰告诉我的。我恨他，但同时也相信在这一点上他说得没错。确实，大多数杀人犯都不会做这么愚蠢的事。
但我很想写。
自某个未知的时间节点开始，我就已经不在乎被发现了。我知道的，在内心深处，我甚至几近饥渴地希望有个人能愿意来与我分享下面的故事，朋友也好，陌生人也罢。这些年，我始终太孤独了，孤独到习惯了躲在黑屋子里自言自语、习惯了贴身照顾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失智老人、习惯了无数次路过家门而不入、习惯了不与任何一个往昔的亲人取得联系（他们都以为我已经死了）、也习惯了不再与任何人建立任何新的长久关系。
而我的另一个朋友，和我情形很像，她却似乎更能轻松适应这种偷天换日的卑劣活法，她甚至在这十年里出国读了个研究生，并无数次偷窥她想偷窥的人、营造出一个虚拟的爱情幻境、还从容设计出一套令幻境成真的崭新犯罪计划。
当然，她偷来给自己用的名字不是别人的，是她亲姐姐的，不管究竟是何种动机，好歹有着不可磨灭的血缘关系。难怪她更能适应。这十年来，她以她姐姐的名义活着。
只有我最孤独。
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苟延残喘，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维持假性社会尊严，从十年前那场杀戮开始，直到现在，我活得像一个无凭无据的影子。不，我甚至与自己的影子都不熟。
于是，我决定在键盘上敲出这篇回忆录。
如果你感兴趣，下面是我的故事，我愿意讲给你听。
但可惜的是，等你看到这个故事，我必然已经死了。我也许会被段驰杀死，也许是被成哥抓住然后被法律判处死刑，也许是英勇决然地自我了断。具体的过程和方式无法预判，但结局是笃定的——我不会有任何一秒的所谓“高光时刻”，我会以最孤独冰冷的模样离开这个世界，没有姓名，没有影子。像她一样。
这是我应得的惩罚。
是的，我是个杀人犯。
我杀过人。
那是我这辈子唯一爱过的女人。
——
读小学时我就认识她了，大概五六年级。但那时并不常见到，她并不住我们的别墅区，只会在节假日偶尔过来，搭公交。
我家住在东区，离那条由东向西的内部主干道很近，某几个节假日下午，为了逃避作业和课外班，我会假装肚子疼，趴在二楼阳台上偷偷吃垃圾食品、或者与我的狗玩。不知道是从哪一次开始，每当那些时候我从阳台向下眺望，一眼就看到了她。
毫无疑问，她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干净纤瘦，扎着细软马尾，腿又白又直，看起来和我年纪差不多，也可能比我大一点，但气质与众不同。我说不清不同在哪里。某个端午假期、接下来的暑假、和再下一个国庆假期，她都来。她会在东区外面的公交站下车，走得很慢，最初几次还会中途停下、四处张望寻找路标，葱白手指局促攥紧书包带。
但每次方向都是一致的。最终，她总是会从东区入口沿主干道一路向西区走去，消失在茂盛树荫后方。
所以我猜测，她应该是别墅区里某一户人家的远房亲戚，受邀过来做客的。
不过，我认为，邀请她来做客的那户人家大概并不是真的欢迎她。我也不明白孩童时期的我为什么会有这种认知。
大概是因为主人从不接她，也从不提醒她其实西区门外也有公交站，如果在那里下车，步行到西别墅区的距离明显会近得多，又或者因为她永远是独自一个人走路，来去都是，微微垂着头，发丝乌黑，但衣服泛白，似乎洗了很多次，不像这个别墅区里的其他小女孩，她们都有手机，也总有新裙子，她却穿着没有图案的牛仔裤，背着一个看上去很旧的书包。
我很好奇。她真的挺漂亮的，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女孩子都漂亮，以至于后来一到节假日，我会故意趴在阳台等她，等不到，会有种奖券没刮到“再来一瓶”的沮丧感，等到了，我就会在楼上冲她吹口哨，然后在她疑惑抬头寻找声源时，很怂包地躲回房间里去。
其实西区住了三个同班同学，我每天都能在学校见到他们，但出于某种奇怪的心态，我从没问过他们认不认识这个漂亮又朴素、与这片别墅区格格不入、但却又让人移不走目光的女孩子，也从没试图确认过她究竟是西区哪一家的亲戚。
直到初一那年，我才得到答案。
那次我生了场胃病，康复后去找西区的优等生朋友借课堂笔记。那两个朋友都是男孩子，一个姓贺，一个姓成。贺暄从小就是班长，性格很和善，拥有只在校园里才会被提倡的人类优秀品格——助人为乐。姓成的不和善，一点儿也不，他脾气很差，爱骂人，但很仗义，对朋友很好，也很轴，属于那种认准了的事就一定做到底的死脑筋。他们都是好孩子，不过，我并不喜欢和他们玩在一起，一个原因是住得远、上下学路线不同，另一个原因是，他们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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