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矿监陈增势不如人，只能委曲求全，割肉喂鹰。
识时务者为俊杰。
魏公公打心眼里佩服陈公公的果断。
当然，换作是他的话，早在那炮声响起的时候，就当跪舔了。
人没对方多，打又打不过，不跪还等何时？..
面子这东西，值几个钱咧？
况且，都是一个单位的，人还是老员工，跪他几跪权当敬重前辈，反正又不会少块肉、掉根毛，心里有什么过不去的呢。
白了，这事，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调和的嘛。
反正，魏公公想的开，陈公公这会怕也是想开了。
钱财嘛，不过身外之物。
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魏公公坚信，陈公公想的一定和自己一样，并且他相信陈公公的损失会在不久之后得到弥补的。
从哪补，就不关他事了。
他却不知，陈公公已然知耻而后勇，暗自发誓回去之后哪怕花再大的代价，也要把手下散在各地的打手凶棍们整合起来，学那高淮弄个矿兵税军出来。
如此一来，还有谁敢这般肆无忌惮的威吓于他！
马队、铳队、炮队，都要弄出来，铁甲兵也要弄一堆，你这王鞍南下总要回京吧，届时，就在这山东境内要你好看。
你敢不把咱家放在眼里，做得了那初一，咱家就给你来个十五！
你有一千人，咱家就编三千人。
你有三千人，咱家就编一万人!
倒要看看，谁的拳头硬。
经此一劫，陈公公算是彻底悟明白了。
这世上，甭管你地位再高，钱财再多，没有兵权在手，碰上那些个胆大妄为的，最终都是替别人做嫁衣的。
这念头一起，越想越对。
云南的杨荣、湖广的陈奉他们，要是手下有一支跟王鞍手下一般精锐的兵马，能叫当地的土霸王们给坑杀了么，能叫当地的卫所兵给撵进长江么。
只是，想通了这节骨眼也没用，远水救不了近火。
陈公公的当务之急，是怎么把那五十万两银子凑出来。
王鞍跟个瘟神似的，银子不到手能走？
然而，叫他老人家一时半会上哪凑五十万两。
陈增在山东任官近二十年，生发不少，但生发来的银子大头要输入内库，余下的还要打点京中大衙门，真个落在陈公公手头的也就不到三成。
这三成嘛，算下来倒也有个百八十万两，可真要他拿个五十万两现银出来却是不可能的。
因为，大部分钱都叫他买霖，置了业，剩下的就是古董字画这些，仓促之间叫他堆个五十万两出来，杀陈增一刀都做不到。
就上回从程守训那索要的几十万两也不都是现银，杂七杂八什么都樱后来李三才狮子大开口，陈公公可是费了好大劲才把钱凑齐送去，买个太平无事。
如今，却又要凑钱，难度自然极大。
……..
对于陈公公的难处，魏公公比谁都明白。
如今之大明，银子是多，可又少。
原因是白银从来不是大明的官方货币，大明自始至终的法定货币都是宝钞和铜钱。
永乐年间对铜钱的铸造颇有成效，使铜钱在永乐年间得以全国性、广泛流通。然而永乐死后，由于铜矿的缺乏，金银作为货币的替代品再次浮出水面。
大明对金银代替货币流通是打击的，事实上，金银却渐渐取代铜钱成了民间流通的主要货币，哪怕官方不承认，事实却如此。
嘉靖以后，日本的白银大量流入大明，很多富人家庭收藏白银保值，换言之，白银在富人手里等同于后世的外汇，对此，朝廷是毫无办法，也没有任何卓越有效的调控能力。
隆庆开海以后直到现在，海事在某种程度上又被掐断，大量的海洋利润被沿海士绅霸占，而这些利润所得的大量白银自然不会输入到国库，也不会流通到民间，因此，明明大明朝现在有的是白银，可看起来白银却好像都消失了。
张居正变法时，曾改革实物收税，改以提倡白银交税，但实物税依然是大头。而且越是有钱人，就越倾向于交纳实物税，此尤以江南富户为重。原因便是在富庶的江南地区，粮食、丝绸产量高、又有漕运之便，交纳实物税很轻松。若转而交纳白银，折算下来反而不及交纳实物来的便宜。
偏远地区的百姓因为实物过少，商品不丰富，就只能交纳白银来抵税，这些白银千辛万苦收回来，也没到国库中去，而是在地主和商人手里。
前者把持粮食，后者则懂得利用白银和米价的差价，于是纷纷赚得盆满钵满，最后，银子就都进了银窖，退出了商业流通。
没有硬通货币，铜钱又极度缺乏，上至朝廷，下至民间，便出现奇怪现象。
穷，都穷。
唯中游的地主商人富，富的流樱
朝廷穷，边防便不利。
百姓穷，便要寻个活路。
内忧外患之下，这大明朝便轰然坍塌。
因而，魏公公这次主持海事，就一个任务——搞钱，搞来大量的白银输入商业领域，输入民间，想尽一切办法使明朝的经济变得真正活跃。同时，靠这些白银从海外大量收购粮食，于西北、辽东、京畿广建粮库，缓解即将到来的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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