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骏对灾民们的承诺，如瘟疫一般发散了出去，也让荆湖南路转运使王遥苦不堪言。
因为两税法制度下，他今年要筹集足够的粮食送到真州去。
田税在夏季的五月初一日以及秋季九月初一日收，纳毕时间一个是两个半月，一个是三个半月。
这也就意味着湖南的田税是在七月底差不多收完，只是碍于突如其来的暴雨，才刚刚出发到岳州就被洪水阻隔，现在还在岳州转运仓库里。
赵骏大手一挥，立即让人去岳州把粮食重新运回来，用来救济灾民。
那他今年的政绩就算是完蛋了，以后升迁无望啊。
但显然胳膊拗不过大腿，他也无能为力。
不过王遥没多久就想通了。
如今政制院掌权，知院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政绩这种东西，还不是知院一句话的事情？
把今年的夏粮收齐了交到朝廷是政绩，可突然暴雨来了，洪水涨了，把粮食救济灾民，那不也是另外一种程度上的政绩吗？
只要灾民一个不饿死，只要来年土地还能丰收，那么功劳簿上，知院大人总归是要给他记上一笔。
所以在短暂地纠结之后，王遥也是迅速改变了立场，坚定支持赵骏的决定。
赵骏这边挪用赋税则毫无负担。
因为宋朝的赋税以两税、商税、盐酒课、茶税、免役钱等为主，其中两税虽然占了一定比例，但比重已经越来越低。
从赵匡胤赵光义时代占比百分之七十，到赵祯赵顼时代，占比已经下降到百分之三十。
像荆湖南路在赵祯时期一次夏税运粮大概只有六十万石左右，按照汴梁常年维持在二到四百文一石的稻米、麦子价格，取平均值三百文，约值二十三万贯。
一年下来，荆湖南路要交的农业税不到五十万贯。
仁宗朝北宋有十八个路，除了淮南东路、淮南西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两浙路这几个产粮大省每年的农业赋税都超过百万贯，每路都会运两三百万石去开封以外，其余诸路基本都是几十万贯。
总计来说，光农业税，全国各路加起来一年到头也就那么一千多万贯的水平，还不如赵骏这几年到处抄家帮赵祯赚的钱多。
因此挪用的这点赋税本身就不会对朝廷那边造成太大影响。
这些日子赵骏除了在长沙巡视以外，也前往其余灾区，他以前虽然在淮南去过灾区，但毕竟那时候的灾区已经经过三年恢复，情况已经改善了许多。
但如今亲眼经历就又是另外一回事情。
能想象到一个村子有大半人家都死绝，家家户户挂着素缟的惨状吗？
能想象到其它县城里，浑身脏乱穿着破烂衣裳，把女儿放在篮子里，挑到县城大街上，头上插一根稻草卖的吗？
能想象到脏兮兮的泥水中，一个老人爬在地上捡起一根富人丢下来的骨头啃的样子吗？
地主和富户们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他们身边有奴仆跟随，有那种人力竿轿抬着，肆意在街上扫视着每一个卖儿卖女的穷人，如同在看一件件货物。
严格来说，除了长沙和临湘灾情比较严重以外，其余各县已经算好的。
但别的县可没有陈希亮提前预警，即便大范围灾情还算好，可也有不少沿河的村子损失惨重。
可能半夜还在睡着觉，忽然沿岸决堤，整个村子都淹没在了潮水里。
剩余的人想要活下去，就只能把一切能卖掉的东西卖掉，换取一个活命的机会。
赵骏见到这个状况，真的是整夜整夜睡不着。
对于他这样的现代人来说，虽然能够从史书里窥见一丝端倪，如“淮南大旱，人相食”“岁大饥，易子而食”之类的话。
但史书里的轻描淡写，又怎么比得上现实见到的残酷？
所以眼前的这一切带给他的冲击是难以想象的。
就如同当年上大学时，看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年轻时候的伟人冒雨穿过街巷，看到的所见所闻一样。
从电视剧里见到就已经很震撼，何况亲眼所见？
为此赵骏多次奔波于诸县，嘱咐地方路司、州府、县令以及其余诸多官吏，严格要求他们的赈灾行动，务必要保证灾民的善后治理。
事实上暂时截取湖南农业赋税养着灾民并不难，难的是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办。
因而赵骏这段时间，一直在督促地方官府，清理农田，征召地方厢军，雇佣青壮民力，将沿河两岸的堤坝重新进行修缮，将被淤泥和洪水掩埋的田土再次清理出来。
百姓的田地如数奉还，豪绅的田地则要求这些豪绅付清理费用，至于更多没有田地，只能给富户地主打工的佃户，官府会帮助他们重新开垦田土。
洪水过后勉强算是有个好处的地方在于，大水把大量的淤泥给冲到了岸上，导致两岸平原地区到处都是泥沙，虽然很多沙子不能种粮食，但淤泥里蕴含丰富的氮磷钾，有益于粮食的生长。
所以以前很多贫瘠不能开垦的田土，堆砌淤泥之后也能勉强种植，实在不行赵骏也让地方官府帮忙开挖山地，引水渠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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