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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刚过，时间来到了大宋庆历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053年。
历史上的今天是北宋皇佑五年，这一年大宋国内暂时稳定了局面，呈现出繁荣的形势。
但在国际上却十分被动，在西北被李元昊连败三次，被迫签订《庆历和议》。
之后又被辽国敲诈，签署《重熙增币》，不得不往外输送大量岁币。
在西南遭受越李朝的屡次侵犯，广西少数民族首领侬智高不满朝廷放任越朝对他们的欺压，于是愤然掀起战乱。
可以说历史上的皇佑五年在外交上大宋的形势非常不好，不仅有战事，还与周边国家矛盾重重。
但如今大宋的情况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仅国内安稳太平，同时整个东亚的国际环境上，大宋亦是打遍四方没有敌手。
特别是新年前一日的大阅兵，威震八方，让东亚各国都心生恐惧的同时，也令中亚、印度半岛、东南亚、欧洲乃至非洲国家觉得震惊。
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在他们还处于封建时代甚至是部落奴隶时代的时候，就已经有文明展现出了质的飞跃。
与大宋比起来，全球其它国家就好像处于蛮荒时代，落后了远远不止一个文明。
所以新年刚过，等到十五元宵节之前，一些国家的使者就陆陆续续开始向大宋朝廷告辞，要立即把大宋国内的情报送回国内去。
不过基本上都是周边国家，如大理、越朝、高丽、日本、辽国等国使者，他们倒是想买武器，可整个国家的命脉都被大宋把持住，大宋不点头，他们哪来的自主权。
至于别的国家，都在等待着大宋把他们买的货物运到广州去。
要知道这可不是一点两点，很多国内顶尖富豪一次性运输货物也才价值数十万贯，最多不会超过一二百万贯。
而这一批货物价值上亿贯，除了火器以外，还有很多商品，包括大宋的茶叶、瓷器、书籍、纸张、铅笔乃至于望远镜等等，想运到广州没有两三个月根本做不到。
因而从去年十二月份到年初一月份，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成为了汴梁火器司最忙的时候。
库存太多了，临时需要大量的维护和运输，又得根据各国使者返程的时间，将货物分批次运到广州去。否则一次性运输，容易把运河给堵住。
等到新年刚过的时候，汴梁短暂地出现过一段时间的萧条。
工厂停工，商店关门，官府停顿，交子铺无法兑换钱币，百姓急于把货币兑换成食物，许多家庭更是在门口张贴标语表达诉求，街上充满着爆炸物残留的火药味。
人们大都无所事事，整天蜗居在家中酗酒、打牌，走街串巷的人也少了许多，仿佛一夜之间，原本兴盛的大宋首都汴梁经济瞬间低迷。
而这种景象，中国人称之为过年。
后世北上广深应该最有体会，一到过年的时候，原本拥有一两千万人口的大都市马上就空置，家家户户关门歇业，街道上都没有几个行人。
如今的汴梁也渐渐出现了这样的现状。
毕竟汴梁本地人口在景佑年之前其实非常少，只有二三十万，大部分都是进城打工者。
原本这些打工者也不乏定居在汴梁，不过大部分人都是汴梁周边州县人口，一到过年也愿意花一两天时间回家一趟。
只是当时人比较少，城市建设也没有那么大，自然就显得没那么严重。
到庆历年后，汴梁的人口从百万暴涨到了三四百万，到庆历十二年的时候，已经接近五百万，今年突破五百万是迟早的事情。
这么多进城务工人员，原住民又少，大年初一到十五假期又多，新年假加天圣节假加上元节假，大量百姓离开汴梁回家过年，可不就显得萧条了吗？
不过这种萧条也仅仅持续几天，基本上到天圣节假期过后，也就是年初三四之后，打工人就开始陆陆续续返京。
现在官道修得还不错，很多人都骑上了自行车，往来于京畿路周边州县。四通八达的道路到处都能看到自行车大军，犹如后世我国千禧年间回家过年的摩托车大军。
基本上到初七之后，汴梁也迅速恢复了往日的繁荣，那几天的萧条就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店铺纷纷开门营业，工厂纷纷返工上班，码头和火车站这两个主要交通枢纽更是人山人海，热闹再次回到了汴梁，城市与街道充满了勃勃生机。
这个新年赵骏没过几天清闲日子，大年三十跟大年初一要搞庆典，大年初二和初三还得进宫里陪赵祯一家人吃饭。
之后曹家过来拜年，带了一家子过来，除了曹琮以外，还有曹修、曹任几个兄弟。
赵骏在这个世界没什么亲人，跟赵祯的关系只能说是二三十代往上数都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那自然只能是跟老婆那边娘家关系近点。
并且曹氏也必须要依附于赵氏，不管是赵祯还是赵骏，都是他们必须要抱的大腿，因此几家人走动得勤也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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