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寿，一个极尽美誉的年号，因去岁太史令袁充表称日影渐短、白昼变长乃璇玑正位之福庆，皇帝尤信符兆之应，又恰逢新立太子，闻言便下令取日长之意以为年号，由是改元仁寿也。
改元后一月，朔日朝参时，皇帝正于殿上视听朝政，忽日食当空，天地昏暗，朝野上下莫不震动。
因《左传》有言“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为灾”，而二月初一未至春分，岂非大灾之兆耶？众人大为惊恐，不由得想起半年前的一场变故。
开皇二十年十月，经过多方搜罗罪证，皇帝终于下诏废黜太子杨勇，其子女皆废为庶人。接着，太子家令邹文腾、典膳监元淹、通直散骑侍郎元衡等十余人一并处死，没其妻妾子孙、田宅资财；东郡公崔君绰、瀛州术士章仇太翼等四人免死，各杖一百，并举家没官。
一时间朝堂震荡，人人自危。有如左仆射高颍、五原公元旻、文林郎杨孝政、太子洗马李纲者，冒死苦谏皇帝仍未果。
故太子杨勇宽厚率真，无矫饰之行，参决军国政事时，常能决断正确，于国颇有禆益，一度有人上表请求皇帝逊位于春宫。然杨勇喜衣饰华丽，而皇帝素崇节俭，六宫咸服浣濯之服，皇后衣物尚不饰彩领。又冬至时百官朝贺东宫，杨勇欣然张乐接受庆贺，皇帝闻听后大为嫉恨，下令群臣不得上贡东宫。此后甚至派人伺候于玄武门与至德门之间，监视杨勇一举一动。加之杨勇疏远元妃而尤宠云昭训，元妃暴卒后，皇后疑为太子所害，更加属意不好声色的晋王。杨勇既失爱于帝后，杨素等人更是巧言诋毁太子奉迎圣心，就连贵嫔陈氏等人亦美言晋王之德，令皇帝愈定废黜之心。
于是，在君父忌惮、内外喧谤的多方构陷下，杨勇每有过失必被奏闻。终于在开皇二十年十月初九日，皇帝陈列军队，召集百官宗亲，御于武德殿，当即下诏废黜杨勇及其子女。杨勇泣涕谢罪，拜谢而去。众臣虽是怜悯其遭遇，在天威之下却只有沉默。
此后半月，皇帝诏立晋王广为太子。是日，天下却地震，京师大风雪。太子见状，上奏请降章服，并请宫卿对其不称臣。皇帝闻言大为赞赏，下诏从之。
而今事过半载，却日有食之，莫非上天有何警示耶？朝臣们心中惴惴。而雅信符应的圣人却并未如先前大肆救日，只令太常寺祭社祀神，便草草罢了朝。故众人即使百般猜测，却也不敢妄自揣夺，生怕一言不慎招至杀身之祸。
趋利避害为人之常情，然亦有见风使舵者，尤喜天象异兆，一旦巧饰得当，取悦了君心，前程自不必说。就如皇帝受禅之初，好以符瑞表示受命于天，故而多有伪造祥瑞而献者。
着作郎王劭亦好此道。
皇帝既罢朝而去，朝臣面面相觑，却又无可奈何，只得各自散去。
出了皇城将近日中，王劭却并不着急赶回家，只令童仆牵马沿着东西向的街道慢行。
二月的大兴城正值春寒料峭，风拂至面上仍略生疼，街道两旁的榆槐却已新生了绿芽，宛如一条条绿丝线划过大兴城碧蓝的天空。
大兴城在汉长安城之东南万年县界，南至终南山子午谷，北枕龙首原。因汉宫朽蠹，污水不泄，皇帝曾梦洪水淹城，于开皇三年迁建于此，并以初封大兴公名之。
都城因着“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的重要性，其布局往往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大兴城的设计即完美地阐扬了“建邦设都，必稽玄象”的象天思想。
当初设计新都的宇文恺将龙首原东西走向的六条高坡视为乾之六爻，乾卦属阳称九，自上而下，皇帝所居的宫城置于“见龙在田”的九二之坡，据北而立，以象北辰星。百官衙署的皇城设在九三之坡，以象环绕北辰的紫微垣，而“九五之尊”的九五之坡则在东西两边各建兴善寺和玄都观以镇帝王之气。
全城被东西、南北交错的二十五条大街分为两市一百零八坊，其中南北排列十三坊，象一年有闰；皇城以南，东西各有四坊，象一年四时，南北各设九坊，取《周礼》风水四象图的“五城九逵”之制；这一百零八坊象征一百零八颗星宿，向北环拱着紫微垣里的帝星。
大兴城畦分棋布的格局宛如浩浩宇宙，居于天中的帝王如同神圣的天帝，掌控着苍生的生死祸福，而芸芸众生不过一粒毫不起眼的尘埃，甚至连微茫的光热都来不及发出，便暗淡在了浩渺的星河里。
王劭却从不轻视这些“尘埃”，反而乐于记撰平淡生活后的奇遇。故今得空，他便去了城西利民市一小曲内临路开设的一间酒家胡。
与城东都会市附近多住勋贵不同，利民市周围坊里多为平民住宅，此处经营亦为衣烛饼药等平常货物，不像都会市普遍经营珍品奇货。但因百官按制不得入市，且商人为贱类多居利民市附近，其店肆却多于都会市。又因利民市距开远门近，许多远道而来由此门入城的胡商多会居于此地，因而利民市云集着胡人开设的波斯邸、珠宝行、货栈、酒肆等胡店，其繁华热闹反而远胜于城东的都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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