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勇说：“现在时局很复杂，即使是委员长，也没有说不抗日，而是说攘外必先安内。一旦社会上的压力大了，他也不敢不抗日。也许等到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候，俩党还会再次携手呢。”
“呸，谁跟反动派携手！”陈静愤愤地说。
朱良清沉思了一会，缓缓地问：“营长，你说的，可是真心话？”
“皇天可鉴。如果我韩勇有违抗日，让我死于乱枪之下。”
朱良清站住身体，严肃地说：“队长，有你这番话，我朱良清万死不辞。我与日寇有不共戴天之仇，我一定把特勤队训练成一支精兵。”
“你……和日军交过手吗？”韩勇问。
朱良清眼睛里闪过一缕忧郁，他点了点头，说：“九一八，日军炮轰北大营，几十万东北军不战而逃。我当时所在的那个团，是仅有的几个拼死抵抗的团之一。我们凭借工事、关隘，与日军血战了七个昼夜，400多弟兄为国尽忠。最后，我们弹尽援绝，不得不撤出战斗，退入关内。我们与国民政府联系，请求国民政府给我们提供补给，我们愿意重新杀出关去。结果，国民政府不但没有给我们补给，反而派出重兵缴了我们的械，撤了我们团长的职。我们整个团被完全肢解了，许多士兵被迫编入中央军的部队。……我实在不愿意受那个气，就脱了军装，躲到这梅县的山沟里来了。”
韩勇听着朱良清的叙述，不禁肃然起敬：“如此说来，你还是抗日英雄啊。你既然已经灰心了，为什么又来报名参军了呢？”
朱良清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没办法，我跑到梅县的中鑫镇，身无分文，蒙一位好心的农民收留，又把女儿嫁给了我。我不会种田，也不会手艺，唯一的本事就是当兵。听说咱们这里招兵，我想，干脆把自己卖了，换点钱给老婆和岳父母，也算报答他们收留之恩了。”
韩勇哈哈大笑：“好啊，老朱，如果你能帮我带好兵，我赏你200块大洋，让你老婆穿金戴银。”
朱良清说：“这倒不用了，如果队长有抗日的心，我这个兵就当得值了。钱不钱的，只要够家里人花就行了。如果我有朝一日阵亡了，倒是要请队长帮我照顾一下家人。”
陈静在一旁撅着嘴问：“韩勇，听你这个意思，你这个护村队，是要打算跟着国民政府了，是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你说的抗日，肯定是要得到反动派的同意才行啊。如果你不加入反动派，他们怎么能让你去抗日呢？说不定就把你当成红军来围剿了。”
韩勇摇摇头：“你放心吧，我不会加入国军的。我就是想建立一支独立的武装，不归别人管。否则，像老许他们的东北军那样，被委员长一纸电令就全部撤进关了，军令如山，你也不能违反，那多窝囊。”
朱良清问：“队长，你这些话，能不能跟弟兄们也讲讲啊。让大家知道自己为什么当兵，为什么打仗。既然我们未来的对手是日本人，那么现在就让大家有所准备，不是更好吗？”
“嗯，你说得对，我们现在就该开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了。”韩勇说。他当然知道思想工作的重要性，这决定着部队有没有灵魂。
从那开始，朱泾村的护村队和特勤队的训练中增加了政治学习的内容。在韩勇的安排下，朱良清和于明，张廷给大家讲了日军在东北的暴行，以及自己所在的部队与日军殊死拼杀的故事。张天佑也被请下山来给士兵们做了一次报告，控诉日军掠夺华夏的资源，蚕食瓜分华夏的土地。韩勇发挥了自己红党的优势，结合天下形势给大家讲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灌输救亡图存的观念。
“我们华夏，是有5000年文明史的大国。而日本，当年不过是我们的一个藩国，他们派出遣唐使到华夏来学习，这才有了他们自己的文字。近100年来，由于满清政府的腐败，华夏落后了，被外国人肆意地欺凌，连一个小小的日本，都想要瓜分和占领华夏。我们都是七尺男儿，能眼睁睁地当亡国奴吗？”
“不能！”士兵们一齐回答道。
“对，不能！我们要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扬我泱泱中华的大国之威。我们的口号是：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这几场政治报告讲下来，特勤队的士兵差不多都被洗了一遍脑，抗日的思想在大家心里逐渐留下了印记，只等着未来再用更多的事实来让他们形成更深的体会了。
陈静和贺昌等红军骨干也被安排给士兵们讲政治课，不过韩勇警告她们了，不许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的思想。韩勇不想让朱泾村护村队卷入国军和红军的争斗，他只想明哲保身，利用好七七事变之前这几年的时间，让朱泾村护村队的力量得到充分的发展。在这样的限制下，陈静和贺昌只能给大家讲如何遵守纪律，如何保护百姓，如何做到官兵平等。她讲的这些东西，对于许多士兵来说是十分新鲜的，甚至于连朱良清和于明也听得十分入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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