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邓名之前见到的那样，整体上来说川军依旧是一支封建军队，上次敢于集体参与对战略的讨论也是因为邓名的授权。当邓名刚刚提出这种全社会共享利益的理论时，很多军官都感到有些不适应，不过他们也说不出哪里感到别扭。
不过并不是每个军官都对哲学理论一无所知，任堂很快就找到邓名发言中的漏洞，总结了一套说辞来反驳邓名：大意仍是军队属于邓名所有，而那些盐行也是一样，邓名会因为盐行的贡献而给予赏赐——这就是他们所获得的利润；而军队从邓名手中领取军饷和功勋，和盐行的生意并不直接发生关联；至于都府的百姓，邓名愿意给予赏赐那是邓名仁德，如果邓名不给也没有丝毫说不过去之处。
任堂的观点和理论完全符合封建社会的道德，邓名本来是非常难以反驳的，幸运的是邓名不是当今天子而只是文安之任命的四川提督——如果邓名拥有皇帝或监国身份，所有的军官就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任堂那套——但眼下的情况导致明军有一些思想混乱，给邓名进行渗透的机会。
邓名坚称成都政权、四川明军、盐商、百姓都是永历皇帝所有，既然任堂无法反驳这一论点，那么邓名自然就没有居中赏罚予夺的合法性。邓名不拥有这个权利，四川明军处于感情问题又不愿意把这个权利交给永历皇帝，有人就开始接受邓名提出的那个模糊的成都（国家）概念。
就这样，利用天子弃国威信大减这个机会，还有事实上的军阀自立这个事实，邓名使出九牛二虎之力，勉强在军队原本坚固无比的思想堡垒上撬出一道细细的缝隙，渗透了一些否认“朕即国家”的思想进去。
在晃动了一下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后，邓名总算在全军掀起了几次如何合理分配战争红利的大讨论，官兵也没有再众口一词地表示“听提督安排”，而是开始尝试思考这个问题，与同伴分享自己的想法。
反馈上来的分配方案千奇百怪，之前军人完全不需要去思考利益分配这个问题，他们在初次接触到这个问题时自然显得十分幼稚，各种异想天开的方案纷纷出笼。不过邓名本来也不指望他们能拿出什么高明的解决方案，作为一个二十一世纪的人，就算不明所以，至少也会听说过所得税、累进税制、社会保险这些名词。
邓名要的就是这些军人开始思考社会财富分配，只要他们不再把君王拥有一切、分配一切视为理所应当就好，这样的军人就会距离标准的天子之兵越来越远，距离帝**人越来越近。
在明军进行着继续前进的准备时，邓名再次约见了周培公，后者现在已经是武昌众多利益集团的代表。当从邓名口中得知明军准备越过武昌，向江西方向前进后，周培公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吃惊，而是默默地沉思起来。
“提督是不是为了切断长江航运，阻止淮盐进入武昌呢？”思考了一会儿后，周培公直截了当地问道。
“正是。”见周培公判断如此迅速、准确，邓名反倒是非常惊讶。
早在邓名决定向下游进军前，周培公就猜测邓名的最终目的是淮盐，那时叶天明甚至还没有进入武昌城。既然周培公早就有这样的猜测，那他自然早就想到邓名会切断长江航运，所以对邓名的通报有着充足的心理准备。
“如果提督只是想单纯阻挡淮盐进入武昌的话，我觉得提督最好设卡检查，不要殃及池鱼。”现在某种程度上，周培公和邓名有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因此周培公早就替邓名考虑过最佳对策：“除了盐以外，武昌还要从下游购入大量货物，比如江西的瓷器就是大宗的买卖，还有江南的棉花和丝绸，都关系到武昌很多商家、店铺的生计。提督行军虽然秋毫不犯，但每次隔绝长江的时候都会让这些商家、店铺叫苦不迭，而他们背后往往也都有缙绅背景的。”
邓名认真地听着，不说一句话以免打断了周培公的思路。
“我猜提督目前只是想安安稳稳地卖盐，不想多树敌人，现在总督大人身边几乎没有人主张和提督对抗，这就是因为提督没有伤害到任何人的利益。既然没人觉得能击败提督获得战功，又没有受损，自然不会主张对提督不利。但如果长江航运断绝，江西的瓷器、江南的丝绸价格节节攀高，大批商店关门，就会有很多缙绅对提督不满，他们就会给总督大人新的压力，要他重建水师保证长江航运。如果总督大人无法满足他们，总有一天他们会不顾一切地去向朝廷提出要求，那样不但对总督是麻烦，对提督、对下官、对武昌这里购买提督食盐的人，都会是麻烦，麻烦太多了，也就没有人愿意和提督打交道了。”若是闹得太凶，那周培公宁可放弃邓名的补偿，也不愿意冒险继续与他交易，为川盐保驾护航。
“周知府金玉良言，我岂敢不听？”邓名想了一会儿，提出一个建议：“得知我东进后，武昌这里的瓷器、丝绸什么的势必价格上涨，周知府可以通知一些朋友让他们事先收购一些，等我越过武昌后出售；但我到达下游后，绝不会阻拦食盐以外的货船，不会让周知府的朋友们吃亏，不会断了他们的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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