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武昌总结出来了不少经验教训，周培公作为对邓名问题专家，既是决策人又能接触到全部的报告，谈起各种注意事项来绝对是头头是道。蒋国柱没有什么可插嘴的余地，最后表示一切都交给周培公全权处置了。
周培公离开后，蒋国柱觉得有必要重新评价一下周培公此人：
“借他来的时候，虽然我已经猜到他会有点小聪明，但更看重的还是他背后的湖广总督，当时我还觉得，虽然我和邓名谈的不太顺利，不过我手下幕僚中人才济济，总会有几个得力之人。”刚才听周培公介绍武昌的经验时，蒋国柱渐渐改变了一开始对谈判技巧的轻视，发现这其实也是一门学问，而不是他早先误会的那种单纯的讹诈和耍无赖：“我朝和明朝争夺多年，无论胜负最后都谈不拢，甚至根本没法谈起来，因为明朝不信我朝会遵守协议，反正谈不谈都还是要养兵，那还不如不谈，也省得军心倦怠；而我朝同样不相信明朝会守信用，偶尔放出谈判的呼声，也就是想麻痹一下明朝，因为知道对方多半也不会有什么诚意，所以这种收效不大的麻痹手段也懒的多用。可这个邓名不同，他无论实力弱小还是强大，只要有机会就要进行谈判，正如他所说的，他追求双方都受益，只要能够给他好处，邓名愿意帮助我们向北京隐瞒实情，为了能够继续交易下去，他也信守诺言。”
因为无论说什么敌人都不会信，只会怀着最大的恶意来揣测用意，所以兵法上的奇谋的效果越来越低了，现在当敌人表现出诚实商人的一面时，这种谋略的作用不但没有升高反倒更加地微乎其微，因为不遵守条约会受到猛烈的报复，与其事后反悔还不如一开始就谈出一份互利协议来。
这样周培公的意义就变得极其重要，蒋国柱认认真真地把两江总督衙门内外想了一遍，没有找到一个能力与周培公相当的人，至少现在还没有。
“周培公刚到江宁时，我给他布政使大印主要还是为了他背后的张长庚，而且我要同张朝较量，我不能让张朝把湖广变成他的同盟。不过现在看起来，周培公本人也值得拉拢……”周培公刚才不但表现出强大的揣摩人心的能力，同时还向蒋国柱展示了他的经济头脑、政治嗅觉，不但能够和邓名达成协议，而且还能事先构思善后手段，不至于等到出现了问题后才急急忙忙地去遮掩。
“再观察他一些时日吧。”蒋国柱动了爱才之心，如果周培公未来的表现一如既往地出色的话，江宁巡抚打算把周培公龙落到自己的旗下，现在两江的政治、军事形势错综复杂，蒋国柱在其上行走真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他确实需要一些得力助手来帮他渡过难关。
……
镇江，等待周培公反悔再次开始谈判的时候，邓名已经开始尝试扶持江南的亲明商团，满清对海贸商人的镇压一旦开始，就会有大量商行倒闭破产，会有大量的帐房、伙计失业——这些人平静的生活一朝失去，肯定会对北京朝廷有怨言，若是没有人招揽也就罢了，但现在邓名不但会吸收这些失业者，还要引导他们去与北京对着干。
掌柜、帐房和伙计，除了他们的工作专长外，还掌握着大量的生产资源——邓名从来不信什么“天下的物产是一定”这种说法，商业受损必定会导致工、农业的倒退。停止海贸后，依赖出口的工匠会失业、他们若是找不到田地就得去卖身为奴或是要饭；大批种桑棉的农民也会严重受损，很多人可能世代都种植经济作物，已经不知道如何生产粮食了。
这些人，将会成为邓名计划中的商品提供者。
“提督。”邓名和部下商议这些事情的时候，有卫兵来报：“又有士人求见，他们拿着钱谦益和黄宗羲的荐书。”“几个人？”
“两个。”
“他们来找我干什么？”邓名有些不耐烦地问道：“是要做生意吗？是要买我们的货还是卖东西给我们？如果是这种事的话，穆少校自己决定就好了。”
穆谭对邓名一直让他从事经商、受贿此类工作有些不满，他屡次声称自己是一名合格的武将，真正适合他的工作应该是练兵，巡查营地这些。但现在邓名的军队既然兼职经商，那就必须要有负责人，邓名不肯自己大包大揽把这些工作都管下来，那么也只好找人代劳，所以不管穆谭是否心甘情愿，他都得去做。
“不是。”穆谭的传令兵摇摇头，最近开始有江南年轻士人想投靠邓名，成为他的幕僚，为他赞画军务，今天来的这两个士人也是抱着这样的目的。
一开始邓名还见过几个，但对方的经历、见识都达不到邓名的要求，而且他对这些士人也心存警惕，认为他们多半类似蒙正发那种玩票性质，见邓名风头正盛就来投机，过过指点江山的瘾；万一明军不利，或是军旅生活不符合他们的想像，就会找类似“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理由跑回老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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