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坏消息。”李国英接到部下报告，邓名、李来亨和刘体纯发布了宣告，自高邮湖以来，这是第三个坏消息了。
上一个是朝廷的旨意，表示要继续给川陕总督提供物资和补给，甚至要从山西抽调绿营来增援重庆。
本来在高邮湖之战后，李国英和他手下的文武官员都判断朝廷会从战略进攻转入防守，以渡过最近几年的人心不稳期。那时李国英甚至已经做好了撤兵的准备，打算放弃重庆，一口气撤退回保宁去。
得知朝廷不但不会削弱四川的物资供应，反倒要继续加强以给顺治报仇后，川陕总督衙门下属的官员，除了李国英以外都欢呼起来，认为这是极好的消息——对川陕总督衙门来说。只有总督本人力排众议，认定这是蠢得不能再蠢的主意，因为清廷需要拿出巨大的赌本来进行这场风险巨大的赌博。
“如果朝廷主动转入防御，那什么时候再转入进攻就是朝廷说了算，但如果是惨败后不得不转入防御，那什么时候还能反攻就不好说了。”李国英显然不是从他的总督衙门的角度来看问题。他痛心疾首之余，甚至举出熊廷弼和王在晋的例子，把他们的战略和今天清廷的战略相对比：“前朝熊廷弼、王在晋都认为，必须先有恢复全辽西的能力，才能尝试恢复锦州；必须要有恢复全辽的实力，才能考虑恢复广宁，这是很对的。今天朝廷遇到的问题，和前朝当年遇到的辽东问题很像。当然，天命在本朝，而邓贼没有，不过形势还是有一些类似。现在我军据守重庆，扼住邓贼的咽喉，虽然他的交通不便，一次次的动员又消耗他的力量，但他迟早会更改这个失误，最后重庆唯一的用处就是消耗川陕的力量，我们不得不花费巨大的代价千里运粮，耽误甘陕绿营恢复元气的时间。只有在朝廷拥有平定全川的实力时，重庆才重要。现在邓名手下只有二十万男丁而已，这个重庆就算让给他又如何？如果邓贼派兵驻守，那他就要屯田或是运粮，给我们沿着嘉陵江突袭他的机会；而如果他不要重庆，等到朝廷要平定四川的时候，我们再出兵占领便是，何必非要呆在这里？”
虽然朝廷这些年有些积蓄，但从山西抽调部队进入四川，然后再兵分几路向成都发起进攻，这无疑需要花费惊人的军费；李国英无法想像万一进剿失败，也许会是一场比明军萨尔浒战役还要严重得多的失败，清廷会损失大量的储蓄、兵力和声望，无限期地失去战略进攻权，甚至还会导致朝廷失去战略预备队和很大一部分动员能力。万一蒙古、倭寇或是郑成功、李定国趁机发动进攻，朝廷都无法支援其它地方，而只能盼望各地靠自己的力量顶住。
总督衙门上下人人欢欣鼓舞，高呼朝廷英明，李国英却是忧心忡忡。他当然不能公开反对朝廷的政策和拨款，毕竟他手下都等着这笔钱粮，即使李国英是总督之尊也不敢犯了众怒，他可不想做一个指挥不动手下军队的总督。
因此,李国英只能含糊其辞地建议朝廷不要急于向成都发起大规模的进攻，要考虑洪承畴当年的对策，那就是稳固防守，静观明军发生内讧。眼下不发动攻势不是因为没有力量，而是等一等可能会有更好的时机，如果仓促行动导致惨败的话，那日后有再好的机会出现，清廷也无法利用了。
在给清廷的上书中，李国英仔细地分析了一遍南明的现状，他认为现在南明的局面和李定国两厥名王后非常近似，明军内部的原有秩序正在被打乱，明军各派系的实力均开始膨胀，但并没有一个有绝对权威的领袖。永历天子现在对明军各部的号召力，比三王内讧前还要糟糕，权威的丧失导致明军各派将领都有机会争夺领导权。
李国英认为，只要清廷稳住阵脚，那明军方面就一定会再次发生为争夺领导权而出现的内讧冲突，而李国英认为，这次挑起内讧的多半是实力急速膨胀的邓名。现在邓名拥有了巨大的声望、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严重打破了以往的平衡，当邓名发动内部统一战争后，他的名声和获得的支持就会像李定国当年一样急速下滑。一旦大批的明军盟友变成了邓名的敌人，他们的势力被击败但是还没有被消化时，那才是李国英认为的消灭邓名的最好时机。
而且，李国英还认为，清廷并不用等待很长时间就能看到邓名发动的内讧，一方面因为邓名的力量和声望已经和其他明军发生严重冲突；另外，顺治刚刚去世，清廷主幼国疑的局面可能会让邓名出现误判，认为此时正是他发动内讧的好时机，可以趁着清廷稳定内部的时候统一明军。
一旦邓名发动了统一战争，那么清军就可以得到心怀不满的投诚者，可以满意地看到邓名在内讧中折损兵力和物资，消灭他本可以指望的盟友；到时候清军再发动全力一击，就可以把邓名赶去藏区那边，让他再也休想在川西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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