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军确实没有杀害他们，而将领们也都被明军挑了出去。从遇到谭弘之后，邓名就意识到将领或许在辅兵中没有什么威望，但对亲兵和战兵来说，这些恩主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所以邓名请山西绿营的将领饱餐一顿，还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坐骑、佩剑和斗篷，这种姿态让很多山西绿营将领满心以为邓名是要拉拢他们。
纳头就拜还是杀身成仁，山西绿营的几个将领都是天人交战，不过邓名并没有逼他们立刻做出决定，而是表示会把他们请到成都做客。据邓名说若是他们不弃的话，想请他们到成都的参议院工作——为了安抚被俘的两千名山西绿营的披甲和亲兵，邓名认为有必要善待他们的恩主，若是俘虏了更多的陕西绿营也应该照此办理。
虽然不清楚邓名口中的参议员相当于总兵还是副将，但略一试探后，山西绿营立刻发现他们猜得没有错，参议院都是由邓名手下的大将组成，就算不是曾经的成都总兵，也是剑阁、江油这些要害关隘的镇守大将。虽然眼下几个山西绿营的将领还没有决定是否投降，不过他们都暗暗决定到成都再说，没有必要立刻杀身成仁。
今天莫怀忠被押解上船送去叙州时，他的恩主还在岸边，看到恩主安然无恙，他的军官和亲兵也放心不少，没有闹事反倒配合明军指挥俘虏们上船——他们心中都清楚，如果闹事会给恩主带来麻烦，而且根据惯例和一般的逻辑，如果军官和亲兵公然表示不在乎老长官的死活，那将领也就没有拉拢的价值了。正如清廷对冯双礼的预想处置一样，只有在他的部下表现恭顺时，庆阳王才可能得到善待，这是一种双方都心里有数的交换。
明军确实不像汉八旗说的那样杀人不眨眼，莫怀忠和他的同僚、部下们没有受到任何虐待，不但能吃饱还有营地住。上船后，明军只派了一小队监视分队来，而让俘虏们自行负责内部的管理——反正周围都是明军的战舰，船上的俘虏也没有武器，他们的将领也在明军手中，如果聪明的话就不会生事。
这条船上的上百俘虏都呆在甲板下，而莫怀忠和负责的明军军官呆在船首——作为军官，明军不但没有把他绑起来，把他监视起来，反倒允许他呆在船甲板上观看两岸的风景散心，奉命登船监视俘虏的陪同明军军官甚至还会回答莫怀忠等人的问题，为他们讲解周围的地理以及成都、叙州的风土人情。
逆流而上的时候，不时有货船与明军舰队擦身而过，在明军恢复对江面的控制后，大量停滞在綦江的明军商船急速南下，每条经过的商船上的水手都会向他们的商道保卫者发出大声的欢呼声，有一队盐商的盐船经过时，押送的掌柜还亲自在船帮边擂鼓，而同行的帐房们则在边上敲锣。
看到这么多商船后，莫怀忠和他的同僚们都感到非常震惊，因为他们从大同出发时被告知，成都的邓名匪帮和虁东闯贼一样，不过是一股流窜的山贼。山贼该是什么样，山西绿营还是心中有数的，可这次与明军遭遇后，发现他们与山贼完全不同。而现在他们更是看到了遮蔽江面的如云战舰，还有连天接地的商船船队。
至于商船上水手的表现，更是大大出乎绿营的意料，他们在家乡的时候，父老也很少会这样热烈地向他们发出欢呼声。沿途见到的商船队给山西俘虏的印象很深刻，像莫怀忠这种绿营军官知道这意味着成都的明军远比汉八旗宣传的要强大得多，至少从保宁到重庆的一路上，山西绿营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船。上次李国英的水师从嘉陵江倾巢而出时，曾让这些山西兵惊叹过。但和成都水师一比，清军水师显然就算不上什么了。
当然莫怀忠不知道，现在整个长江流域的大部分江船都属于邓名所有，下游的船几乎已经被邓名和张煌言分光了。除了邓名一些关系户手里的漕船外，长江两岸的商家都加起来也没有几条船好用——清军因为各种需要不断地征用民船，而船到了清军手中，自然会被邓名定义为敌军的装备而理直气壮地抢走、用各种理由要走或是毁于战火……清军因为军事和运输的需要就继续征用民船，然后又被明军抢走，最后就是清军和百姓手里都没有什么船了，船都到了明军这边了。
除了战争外，还有自然损耗，而由于明军把船工要走了，长江中下游的造船业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不少清朝地方官注意到船厂总是会引起明军的注意和攻击**，他们自发地摧毁了很多治下的船厂，以确保自己的辖区不遭到明军的攻击。
另外，北京清廷开始推行禁海令，正在有系统地摧毁沿海地区的造船业，这给了长江船运业以最后的猛烈一击。
现在成都正受到劳工荒的折磨，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则遇到了同样严重的船荒。明军返回四川后长江航运不但没有恢复，反倒因为拥有大量船只的明军的离开而陷入更可怕的航运断绝中，货运的费用暴涨，比起两年前也就是郑成功第一次攻入长江前涨了二十余倍。有南京或是南昌背景的商家还好，比如剿邓总理衙门可以用崇明岛的船队来运输货物，而没有背景的商行正开始大量的亏损和倒闭，商业萎缩之快，比邓名前世清廷颁布禁海令后还要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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