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伯叫江青山，大约在1942年左右，他被拉“壮丁”拉去当了国民党的兵，随国民党部队出川抗日。大伯在世时，多次给我讲他在云南、缅甸那一带参与抗日的故事。
大伯在抗战之中，因遇特殊机缘，后来在陈纳德的飞虎队服役，他的工作主要是在飞虎队做后勤工作。
在飞虎队服役那段时间，他在云南娶妻生子，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了家乡江家林生活。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解放军在我家乡剿匪的时候，大伯捐出了他退役之后带回来的大量物资和一些钱财。
由于他曾在国民党部队有服役历史，在“镇反运动”中，他曾在牢狱里呆过近10年，刑满释放回来之后，他娶的云南老婆以及与云南老婆生的一个孩子都已经生病去世。
后来大伯又娶了一个老婆，生下了一儿一女，儿子叫江德，我喊他堂哥。
大伯从服刑回来后就在砖窑上学瓦匠技术，直至成为一个优秀的瓦匠师傅，我读书放学之后，经常去听大伯给我讲抗日战争的故事。
在大伯做瓦匠的那个特殊时期，知识分子的地位极其低下，收入也低。农村里能够挣钱的人，主要是有一些有手工技术的人，如竹编师傅、泥水匠、木匠等人。
大伯就是一个专业的瓦匠，改革开放之后，由于人们收入不断的增加，要用小青瓦建新房子的人很多，砖窑厂的小青瓦的生意暴好，大伯在砖窑厂上班的收入很高。
江德是我大伯的儿子，他在初中毕业的时候，其实他的成绩是挺好的，也考上了我上高中时的学校，但是我的大伯是个思想非常守旧的人，他经常看不起读书人，嫌读书人挣的工资太低。
我的堂哥考上普高以后，我的大伯没有要他去读普高，而是让堂哥跟着他在砖窑上学瓦匠的技术。
自从堂哥跟着大伯在做砖做瓦技术以后，他们家里面的收入就更高了，他们家里平时生活就很好，大伯顿顿都有酒喝。在很多左右邻居一天只吃两顿饭的时候，他们一家人就可以吃上丰盛的三餐，而且我还看到大娘经常做一些馒头包子来改善生活。
我跟堂哥江德的关系一直都是很好的，大伯的第二任配偶，我喊大娘，他心地很善良，对我也很好。我经常到他们家去耍的时候，大娘都爱把他们家里面剩余的馒头加热后送给我吃。
他家的日子当时在我们生产队里相比是最好的。
由于大伯家收入“颇丰”，日子好过，他们家里很快就有了自行车和缝纫机。大伯与堂哥还很早就买了手表戴着，显得非常的新潮。
我的堂哥还经常把他戴的上海牌手表拿给我“显摆”，多次教我如何调手表的时间。
我一直很羡慕他们一家人的收入高，生活又好，但是大伯是一个“目光短浅”之人，他对读书人有严重的偏见，觉得读书改变不了生活，他经常说：“天干饿不死手艺人”，正是由于他对知识的错误认识，他强烈阻止了堂哥继续读书，堂哥也就失去了读高中考大学的机会。
其实如果我的堂哥选择继续读书而不是给大伯学做瓦匠技术的话，凭我对堂哥的了解，他去读高中的话，他还是有很大机会考起大学的。
而80年代的大学生毕业是包分配的，是稳稳的“铁饭碗”，虽然说工资比较低，但是未来是很有发展前途的。
就因为我大伯对文化知识的误解和偏见。我的堂哥在家里面做了一辈子的农活。后来我的堂哥看到我考起大学以后，他对我很羡慕，在我面前多次说他很后悔当年没有去上高中。
在我参加工作教书多年之后，我的堂哥有一次对我说，“江强，我如果当年也去上高中的话，也许与你现在一样，也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了，你大伯当年不允许我继续读书，是我今生最后悔的事情。”
听了堂哥对我说的话，我对堂哥安慰道：“江德，在我们那个贫穷又没有知识的年代，我们身边又没有人引导我们，事实上在很多重大事情面前，我们都比较听父母的话，父母安排做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命。”
他听了我的话后对我说道：“江强，你爸爸虽然没有上过一天学，但他特别重视知识，所以他一直支持你读书，你太幸运了。”
之后，我又对堂哥说：“在改革开放之后，你们家经济也搞得很不错，读书并不是唯一的出路”。
堂哥和我都笑了一下。
注：我老师对我大伯印象。
树强，关于你大伯之事，我略知一二。他在抗战胜利复员回家时，我大约八九岁，有一些较深的印象。虽非衣锦还乡，却也在大划轰动一时。他头戴船形帽，脚穿半统皮鞋，身穿笔挺的咔叽军装，手戴金戒指，手表，从焦家林赶大划寸步不离自行车...我们这些乡巴佬哪里见过这些?他还能说一些英语，大家都叫他“mistr"。他还从云南娶妻，带回老家。据说，王石桥那边在省上读过高中，大学的几个地主大少爷眼馋他的自行车，争着竞价购买他的自行车。又听说他用复员费买了七八亩田。从以上材料可判断出，他所说他曾在云南美国某空军基地服役不假(从复员费等待遇可证明，他服役的绝非国军部队)。
他曾在飞虎队服役的说法我认为比较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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