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活到现在，做的最勇敢的事，偏是我最不该做的事。
我出生在个还算富裕的家庭，家里有座大宅，里外进出的对我爹也是恭敬。我出生两年后，亲娘死了。她死后，是个已经很有些年纪的奶娘把我养大的。我爹从不管我，我也鲜少能在宅院里看见我爹，除了些家中来客时的应酬宴局。
亲娘生前一直是个体弱多病的身，怕本能活到四十的年纪，为了生我只活到了十九。可能是因为她的身子弱，我自生下来便把大疾小病傍成了家常便饭，从药罐子里泡大，时至今日倒也还算得上健康。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年幼时的羸弱多病，从一开始就辜负了我爹望子成龙的期望，我在他面前从未得到过正眼，只有芝麻大的错误换来鞭打。我像是他见不得人的逆子，可又在宴席酒桌上，成了他光明正大搬上台面泄愤的谈资。
后来几个算得上熟客的，往酒桌上一坐，开口问的竟是关于我。他们又想看看我爹，对我这犹如背上弥天大错的儿子，有没有新的谴责话术。
他从没在人前夸过我，当然我知道，我也不值得他夸耀。可他却总是当着客人说，我是个一事无成的孩子。或许是因为他那常说的话，我长大后真是个一事无成的人，从小到大一直是。
我文不成武不就，在隔壁的香铺给老板打下手，却又常常混错香料而遭老板的唇枪舌剑。我想他若不是看在我爹的面子，我早够他踢出去八百回了。
我十九岁那年，爹娶了新欢。那日宅院很热闹，满眼喝彩满耳红。我在人群后踮起脚，看着我那晚娘跨过马鞍走在洒满五谷的红毡上。我瞧见了她那掩在团扇后的侧颜，低垂的眼睑微扬的红唇，美到让我发昏。
我亲娘在十九岁那年辞世，我在我十九岁那年有了晚娘。
晚娘第一次见我，是在我屋子里，我十九岁的人，却坐在凳子上拿着狗尾巴草发呆。她进来的时候，屋外不明亮的光打亮了她半边面容，我才发现她好年轻，不该是我娘，该是我姐。
她问我叫什么，可我没答出来。打我记事起，我爹从没叫过我名，奶娘喊我少爷，香铺老板喊我徐家那小子。我十九岁竟真不知自己名姓，好像那名姓随着已故的生母一起掉进了忘川河。
我告诉晚娘我不知道，她好像是有些错愕，然后想了想和我说，我不能没有自己的名字。她既然是我娘了，也有为我取名的权利。打那之后，我有了自己的名字——徐诚斋。
我点点头应了，问她是哪几个字。她又有些错愕，可能是想不到我这样的家庭，十九岁了竟不会识文断字。可那是事实，我爹不教我，也没送我去过学堂。
她在屋子里转了三圈找着什么，而后推门出去，隔了会又敲门进来，手里多了笔墨纸砚。我小时候总会拿着树杈在地上学那些孩子在学堂里写字的模样，我以为我也是写过字的，可直到那天，我才真正写了字。
她握着我的手，在纸上一笔一划，笔尖的墨水在纸上慢慢泅开，有了行迹。但我的手没那么听话。我当时很怕，怕手的乖张不顺会惹恼她，她也会和我爹一样鞭打我。可她一直在我耳边轻轻道着放松，连她呼吸都那么温柔。
我抬头看着她，发现她打过眸子来也看着我，冲着我笑。
我很笨，“徐诚斋”三个字第一天我的确没能学会，可往后却是我不想学会。我害怕我说我会了，她就不再来教我写字了。但我最后还是坦诚写出了那三个字，因为我怕她会嫌我愚笨，愚笨到她不愿再理我。
我问她还会不会再教我写字，她点头说会。她言出必行，我会识了好多字，也会写了好多字。那么多字我只有三个字写的最好，但不是“徐诚斋”，而是“秦司青”——她的名字。
二十岁那年冠礼，我意外打碎了用来酬客的陈年酿。一坛，一坛而已。可我爹却让我在大庭广众下跪在台阶前，对着围了一圈又一圈的宾客，脱下上衣。他拿着本是抽马的鞭子，抽在我身上，那声音响到宾客们连连咂嘴。
那本该是我十几年的光景中最风光的一天，却成了我二十岁最羞耻的一天。
那么多人，没有一个人愿意为我说句话。我想要是这跪的是其他任何一个，都会有人二三好话言语，甚者出手拦阻四五。可偏偏是我，他们就是这么看着我长大的，他们习惯了，好像我就该是这样，罪有应得。
后背的疼痛抵不过我膝下的如针刺扎，伤痕的火辣比不上宾客目光的烧灼，我眼皮慢慢耷拉下去，两眼发黑，两耳发聩，朦朦胧胧又模模糊糊，好像是我娘的惊怒，和她的怀抱。
我直直栽了进去，栽进了温暖。
我再睁开眼，是趴在床上，背后的疼痛找我算着旧账，让我浑身一颤。我歪头看去，看见了她释下担忧的眉，和她心疼的眼。她问我疼不疼，就这一句，我却打心底滋出委屈，沿着我的喉管爬到我嘴里，最后呜咽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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