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幕接着说：
“
对于王安石怀着“险远”的志向，本着“尽吾志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的人生态度，一意孤行地把国家搞乱了——这不是他的本意，但这确实就是他的政治遗产。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直接原因在于急功近利，对变法困难的预估的不足。
我们之前提到的青苗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等等，总得算下来，共颁布了大小十一项新的立法，其中像在宋王统治区都是全面推行。
从熙宁二年七月六日的均输法开始，到熙宁六年六月的短短四年间，激进的程度可想而知。
但凡是一个成熟的改革家，都知道变法需要的是循序渐进，试点进行。
王安石丝毫没考虑到这一点，在得到宋神宗的支持之后，便一股脑地在全国推行他的变法。
这样的后果便是这些变法措施在推行过程中困难重重，面对这些困难之时，王安石等变法家不是想着如何解决困难，而是一致认为这是反对派在背后使绊子，将矛头指向了反对派。
两派的权力斗争最终依旧解决不了这些变法遇到的困难。
除了这些，还有我们之前提到的权力的斗争导致了变法掌舵者的频繁变更，还有变法派的内讧，用人不当……
还有前面稍微提及的声势浩大的反对派……
最后自然是民心的缺失，苏轼的上书中提到了一部分，但还有没说到的，比如地方与民争利、横夺暴敛，让本应受益的底层老百姓成为了受害者。
无论是反对派的强烈阻止，还是利益冲突中阶级之间之尖锐；无论是王安石没有看清兼并的根源，还是没有民众的支持；无论是变法本身的很多矛盾导致不可能彻底实现目的，还是朋党之争，于宋为烈；无论是变法中用人不当，缺乏人才，还是急功近利求速太快，欲速则不达；无论是王安石刚愎自用、陷入孤立英雄主义的错误，还是成在神宗败在神宗的优柔寡断和顾忌太多……
这些都注定了改革的失败。
”
＊
宋
王安石没想到天幕的分析几乎都到位了！自己都没想到这么详细！
自己前不久还反思，来了个这场变法自我总结——将变法失败的原因归咎于自己的用人不当。
吕惠卿是自己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自己对他有“父师之义”。
但是正是这样一个人，却在自己第一次被罢相的时候，害怕自己东山再起威胁到自己的丞相之位，便虚置冤案，欲陷害自己于死地。
想到这儿，王安石心里还是凉飕飕的。
是的，昔日的师徒二人在权力面前什么都不是了！因权力而分道扬镳是逐利的结果。
但自己难道就没有后手吗？可笑！后面他被查出敲诈商人五百万钱锒铛入狱。
自己再次拜相。
但他还是心有不甘，继续急忙网罗自己的问题，比如“隐瞒皇帝”、“对皇帝不忠”的陈年旧信，将自己彻底打倒了。
后面变法就变成结党营私排异争权的工具——唉！想到这儿，王安石的内心更觉得难受！
＊
天幕：
“
当然王安石推出的新法，用现代经济学观点来看，是有一定科学性的，而且也收到了一些好的效果。
所以同时变法也带来了一系列比较正面的影响。
比如富国的目的达到了没有？王安石最开始想的是民不益赋而国用饶！
一定程度上达到了。
根据《文献通考》，改革后的熙宁十年（1077年）国家税收比之前翻了4倍，比仁宗时翻了十多倍。
除了变法使国库积蓄有了可供朝廷二十年的财政支出之外，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户的高利贷，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市易法使大商人独占的商业利润中的一部分收归国家，打击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免役法的推行使农户所受的赋税剥削有所减轻。
而变法的强兵措施则直接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
公元1073年，在王安石指挥下，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熙、河、洮、岷、宕、亹六州，拓地两千余里，恢复了唐朝安史之乱前由中原王朝控制这一地区的局面，同时建立了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
对于宋神宗而言，王安石变法并不是他政治生命的全部。
那变法之后，宋神宗还做了什么呢？
在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宋神宗就从幕后走到前台亲自主持变法，这就是“元丰改制”。
元丰改制裁撤了一些闲散部门和官员，打通了官员的升迁的阶数，减少了政府的开支，明确了各职位机构的职责，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初以来混乱的官僚体制，奠定了北宋后期和南宋中央官制的基本构架，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通过加强中央集权的方式削弱了宰相的权力。
而宋神宗在宋越熙宁战争中击败越南的武功则提高了北宋的国际影响力，这一战使两国边境近200年没有再起大的争端，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变得日益频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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