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和弟弟都已经长大上小学，需要照顾。而母亲也在上班，没法给我和弟弟做饭，更别说她在供销社已经辛苦站了一天，哪有精力照顾我和弟弟，做各种家务了。
于是父亲抛下面子，找领导申请调岗。刚开始领导不同意，说父亲没文凭，除了勘查工作，还能安排到哪里去。父亲没有气馁，利用自己自学的打家具本领，给领导们免费打家具。磨了好久，父亲终于告别了经常要出差去野外勘查的工作，入职到单位新开的印刷厂工作。
印刷厂是单位响应国家号召，新开的一个自负盈亏的小厂。彼时很少同类型的印刷厂，而且有国企背书，因此没多久，厂子就名声在外。又因为承包制的原因，大家干劲非常足，很快厂子就挣钱了，印刷厂的职工们除了工资还有不错的额外奖金。其他的职工看着都非常眼红，有不少人都想找领导调到印刷厂去。
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核工业总公司成立，随之核工业部地质局改为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地质局。我们单位也进入了国企改革的第二阶段。
在这个阶段里，我的父亲展现了他强大的学习能力，在很短的时间里掌握了印刷相关的各种技能，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印刷工人。没多久又因为做事细心负责，吃苦耐劳，升为了副厂长。
全国生产烟花爆竹的四大产地里面有两个就在江西，彼时全国有一半的烟花爆竹来自江西。凭借着天时地利人和政通，印刷厂生意特别红火，晚上都经常要加班。
父亲为人老实，作为副厂长，主要负责厂子的技术工作，很少和外界打交道。然而即便这样，还是有不少人托人送钱或东西给他，拉关系想获得更多更大的利益。然而父亲除了拿了点烟花爆竹给我们放放，其他的都一一拒绝了。那几年的春节，我和弟弟口袋里面总是装满了各种新颖的烟花爆竹。晚上一放烟花，大家都被吸引地跑来围观。
而母亲所在职的供销社也受到农村改革的影响，搞起了承包制。我母亲和三个要好的同事们商量着一起承包下了他们工作的那个不到百平米的店面。自己承包店面后，大家都积极多了，到处找货源，店面里面的东西肉眼可见地丰富了，高档了。而且大家也积极出去摆摊了，吆喝劲头十足，还动不动拉我们这些孩子去帮忙摆摊卖东西收钱，导致我现在都非常喜欢那种收现金到手的感觉。
改革之前因为妈妈工资远不上我们单位职工工资，家里爷爷奶奶的负担又重，我家的条件在单位里面算不上好的。记得有次，我和几个同龄的女孩一起玩换鞋子穿的游戏，却没人想穿我的鞋子。这件事情让我难过了很久，也因为知道自己家“穷”而有些自卑。
因此那几年，我们家的条件肉眼可见地提升了，买了电视，冰箱，录音机等等，我和弟弟的吃穿用度也提升了不少，我也终于有零花钱买自己喜欢的小东西了。
1992年开始国家逐步将“将原地质矿产部所属的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质勘查单位统一划归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由省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归口管理，并逐步实行企业化经营。”，我们单位也被实行“属地化改革”，归口到江西省管理。1993年单位更是因为上级要求搬迁至江西省会---南昌。
我家因为都是本地人，妈妈还在本地工作，申请安排在最后一批搬迁，也就是1994年底才搬到南昌。
印刷厂因为改革和市场化经营的原因，权力斗争和腐败问题，让父亲头疼不已，最终放弃好不容易的副厂长位置，回到勘探部门继续做勘查工程师。
而母亲这边也因为承包的店面被外面蓬勃发展的个体户们和私营企业的竞争压力导致收入大幅下滑。综合考虑下，主动下岗跟着父亲来到南昌，做起了全职主妇。
于是，我大学那几年成了除父母结婚后没有正式工作那段时间外我家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到南昌后，单位虽然分房子，但自己还要付几万块买下；我又开始上大学了，学费和生活费要支出；那几年，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相继生病过世，各方面都需要钱。而父亲刚做回勘查工程师，只有死工资；母亲没工作了，没收入了；加上南昌消费又比老家高等等各种因素叠加，那几年真是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好强的母亲甚至跑到旁边的工地上去做小工补贴家用。而我在学校每个月都要精打细算，过得很辛苦，和高中大手大脚花钱真是天壤之别。
因为父母传统观念和眼界的局限，他们为我报大学志愿时毫不犹豫了选择了系统内的学校，图的就是毕业后有工作分配，不用再操心去找工作了。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面对外企、民企的激烈竞争，国企体制僵化、效率低下、人浮于事等问题也越来越显露出来。到1997年底，全国家大中型国有企业中，亏损的有6599家，亏损总额达到666亿元。光靠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或推广承包责任制，已无济于事，这一切都说明，产权改革势在必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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