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年7月1日，在大明帝国和沙俄在乌拉尔山脉一线展开边境战争的时候，位于西边的欧陆魏玛普鲁士也没有放弃在经济萧条时代求生的决心。
在经济萧条从1月份爆发以来，魏玛普鲁士失业人数从1829年统计的30万人直接飙升到130万人，超过8000家工厂倒闭，中产直接破产成为小产，甚至直接变成街上要饭的。
一时间普鲁士百姓拼命的想要用手中的地租马克来换黄金和龙元，想要以此对冲未来的通货膨胀。
亲身经历过50万马克一个面包的普鲁士百姓根本不敢想自己的金钱变成废纸要怎么办？不过魏玛普鲁士银行限制了黄金的兑换，恐慌的情绪在这半年里伴随着无数失业的普鲁士百姓。
有工作的工人工作一天也可能无法养活自己，这种经历让他们记忆犹新。
经济萧条带来的不仅是失业，还带走了普鲁士百姓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众所周知，在经济良好的时候，人们的思想往往是开放、包容、进步的，而在经济萧条时代，人们的思想将会再次趋于保守。
什么新自由主义？老子都吃不起饭了，还喊着自由、民主、和平？努力挣钱也不如抢钱来的快。
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魏玛普鲁士的百姓忽然发现似乎那个巴伐利亚州的工人组织才是真正为民请愿的“好人”。
因为画家的主张非常贴合目前魏玛普鲁士民众的胃口，知晓经济萧条时代的到来就是自己崛起契机的画家更加卖力的演讲。
他那出色的口才和画饼操作再次俘获了普鲁士百姓的芳心。
自1828年画家重新执掌大权后，工人d的直系成员人数从6万一路飙升到如今的60万人，已经是一个不可撼动的“巨无霸”。
画家手中的枪杆子——CF队成员人数更是有80万人，队长罗胖子已经成为魏玛普鲁士最大的准军事组织掌控人。
从巅峰到低谷，再从低谷到巅峰这一路走来的众人已经看出来了画家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整个工人d内部所有代表对画家说的话更是言听计从，画家的权威是不可被反驳的。
7月1日，画家临时推掉了要在汉堡举行的演讲，乘坐火车赶回慕尼黑，他要去见一个人，一个他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
这个贵人帮助他实现了进入维也纳艺术学院的梦想，帮助他没有饿死在饥饿中，并且在1828年工人d被逼入绝境的时候拉了他一把，让他成功的把一盘必死的棋给下活了。
一个人能否在事业上取得成功主要有两点，一点是勤奋或者说天赋，要想获得成功，前期的付出和投入是必备的，天赋和勤奋将会决定你在这条道路上能走多远。
另一点是贵人或者说是赏识，贵人就是伯乐，即使千里马再能跑，再有天赋，也得等待伯乐，贵人能拉一把，再加上天赋和勤奋，那么大概率会获得成功。
这两点画家全部都占了，从一名街头流浪画家再到叱咤风云的人物，画家这一路走来的心酸只有他自己知道。
坐在火车包厢内的画家手里拿着一幅油画，这是他为数不多留存的油画，自从他成为一名话事人后，画画似乎就离他很远了。
他有许多年没有画画了，在工人d内部的那些代表知道能得到一幅画家的画是多么的难，曾经一文不值的油画现在已经成为了人人都要的香饽饽。
画家的两名保镖莫里斯和格拉夫看了一眼画家手中的油画，这是一幅画家在1819年创作的《大明盛世图》，以此来表达对大明帝国的感谢。
可以说画家中早期的贵人都是和大明有关的，但但是画家能当上少尉而不是什么波西米亚下士，这就得感谢大明远征军的将领了。
如果按照帝国时代的旧普鲁士军队体系，画家这个炮灰没上过军校想要当少尉？那估计成了骨灰都不大可能。
坐在画家身边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鲍曼，画家的最忠实的秘书长，另一个是戈尔，画家最得力的助手。
戈尔同样给那位大明的故人带了件礼物，那是一幅他自己书写的字画，戈尔和大明帝国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戈尔早年的日记中就记录着他是怎么靠大明贵人和天主教堂的资助考取学位，成为哲学博士的，还记录了他是怎么一个人远渡重洋跑到大明主修金融学并且在上沪南洋银行工作的经历。
“我和他有两年没有见过了，每次他的出现都能够给我带来意外之喜，就像我们在1811年的相见，他资助了我二战维也纳艺术学院。”
“1828年，在我们事业处于低谷期，我面临众叛亲离的局面时，他又来到了慕尼黑，找到了我，给我和你资助了一笔金钱，说是对我们的创业公司的投资。”
“说真的，我很佩服他这样的人，他能投资大明的皇帝再到投资世界各地的金融工资，再到投资我们，已经证明了他独特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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