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X年，我二（戴望舒）
那就二哥我来说吧。我也已经等得够久的了。
跟丽娟结婚后，我的精力都放在出书和杂志上面了。书是《望舒诗稿》，是我的第三本诗集。杂志是先后办了两个，一个是《现代诗风》，第二个是《新诗》。《现代诗风》只出了一期。其实卖得很好。以我当时可以说如日中天的诗名，这本杂志印了很多册，印出的转眼就卖完了。这在当时是非常骄人的成绩。可是却只出了一期，我甚至都懒得去加印。
原因是，我当时冒出一个想法，并立即东奔西走地付诸实施。我的想法和做法就是，把中国两大诗派联合起来。当时中国有北方诗派和南方诗派两大诗派。北方诗派包括“新月派”和“后期新月派”，代表诗人有卞之琳、何其芳、林庚、曹葆华等。也就是徐志摩的“徒子徒孙”之辈。南方诗派主要指“现代派诗人群”，以我为代表，里面有不少大名鼎鼎的人物。
时人说：《新诗》是戴望舒为中国诗歌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新诗》的社址就设在上海亨利路永利村30号，也就是我自己的家里。时人说《新诗》的编委是一个极为豪华的阵容，卞之琳、孙大雨、梁宗岱、冯至，再就是我。那时我有两个小信徒，我是这么说的，也就是小兄弟的意思，因为他们都比我年轻得多，却已在诗坛赢得了不小的名声，这两个小信徒即徐迟和路易士。办刊的经费我首先自掏腰包，我出了一半的钱，100元，小信徒徐迟和路易士各拿出50元。小信徒们却拒绝进入编委，尽管我很想借机扶他们一把。路易士拒绝的理由是：出资又进编委，有买官的嫌疑。徐迟也作如是想。
买官？我要哈哈了。不过这两个小兄弟也真是好兄弟，而且他们真的不需要扶持。路易士后来以纪弦的名字被尊为台湾现代诗歌的三大元老之首，人们说他把我带到宝岛上去了。哈哈，听清楚了，是把戴望舒带到宝岛上去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大陆上沉沦，直到领导人访问我的母校里昂中法大学才被出土，我说的是真实意义上的出土。因为，那相关的官方报导里单单把我和蔡元培拎出来提到，我跟大名鼎鼎的蔡元培并列。当然因为我也曾经大名鼎鼎，至少是曾经。可是在我在大陆被沉沦被埋没的那些年里，我在台湾却一直在继续地持续地放光。谢谢小兄弟了。
徐迟在我跟丽娟的婚礼上当我的傧相，他后来写道：新郎官仪表堂堂，从照片上看不出来他脸上有好些麻子（照片上，麻子，好些，我又要哈哈了）。他说：新娘子非常之漂亮。郎才女貌，可谓天生的一对。我要好好地谢谢这位好兄弟，真心的。说我仪表堂堂的当代人还真是国宝级别熊猫级别的存在。后来的后来，八十年代他在国内一度风光无限，必然源于他对我和丽娟的正确评论及这个评论所积的德（至少对我的评语我愿视为“正确”，对丽娟的评论可以用“准确”来形容）。这都是后话了，这意思是，这些是我的后面出现的话。
那个时代，刊物是雨后春笋般的存在，阿猫阿狗都办刊物。有许多刊物出来就夭折，但也有办得好办得热闹的。《新诗》就是办得热闹的，而且特别的热闹，人们称之为中国诗歌的盛宴，说它是横空出世，彩虹一般的出世，说它一转眼就成了中国诗歌和文学刊物的经典，诗歌爱好者和文学青年的必读。
那或许是我最文学的时代。也就是说，我的精力几乎都放到文学上面去了。书和杂志。非文学的生活几乎完全地被我放在了一边。不好意思，这包括我的婚姻生活。
恋爱是一回事，结婚是另一回事。这不是我的初恋，却是我的初婚。恋是为了婚，婚却未必是为了恋。婚是肉体的合理结合，至少在我那个时代是这样，后来我听说肉体和婚也是可以分离开来另当别论的。而且这种分离后来干脆成了司空见惯见惯不怪的事情。怪我少见多怪了。也怪我早生了一百余年。我听一个医生朋友说过一件事，他的一对病人，夫妻俩来就诊，抱怨结婚五年了还没有孩子。医生朋友询问了具体情况后，大吃一惊：你们一直没有脱光衣服？没有进过对方的身体里面？那女的害羞地说：进过的，他的舌头进过我的嘴巴。医生朋友大笑：嘴巴能生孩子吗？原来你们从来就没有结婚，而一直在恋爱着。
你们大概会说：这个故事别人也讲过。是的，我知道，这个故事有好几个版本，一直流传到虾米小弟的时代。但原版却是我的医生朋友讲给我听的这个。也许他也跟别人讲过，但可能没有讲得那么细，比如舌头嘴巴这个细节他显然没有对其他人说过，所以在后来的翻版里就没有这个细节了。
这是闲话了。我有时想，如果我的大哥，也就是另一个我，也就是徐志摩，如果他晚生个一百年，他的离婚只能算是饭后咖啡余的谈资，只因为他是大诗人徐志摩，但离婚本身根本没人会去在意，赞美的没有，斥责的没有，什么都没有。有人说我这位老兄这位“我”是英雄，也有人说他也就是说“我”是人渣。可笑之至。可是我气愤填膺打抱不平有用吗？有谁能听到？扯远了，扯到我身后去了。那本不是我的管辖范围，我甚至不应该透露我知道这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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