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因为自身实力的不济，最终不得不在朝鲜问题上选择了退让。
这虽然暂时化解了眼前的危机，但却在日本国内引发了一场广泛且影响深远的辩论。
在此番决定日本未来国策走向的大争论当中，主要存在着两种论调，其间还产生了极为激烈的碰撞。
其中的一方可称之为“稳健派”，核心人物是一些在朝多年的持重元老，以及一批深研于经济等领域的理性学者。
这一派人士指出，现在的华夏远非过去的满清，而且即便是曾经的两江，在当年也是日本难以撼动的高山，更不用说如今了。
因此他们认为，日本的综合国力与华夏相差实在太大，若无特殊的重大变故，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难以追赶得上的。
主动与华夏进行对抗是极不明智之举，日本要做的是认清现实，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全力进行和平发展，等到国家实力提高到必要的水准后，再视机遇开展进击。
而与“稳健派”针锋相对的势力，则是以政府和军队当中的少壮人群为骨干，还混杂了众多旧武士阶层的遗老遗少。
这一派势力主张，日本国土狭小资源有限，只有对外扩张才能得到必要的发展空间，这一点自古便有定论。
所以他们重提“海外雄飞论”、“脱亚论”，以及“大陆主义”等侵略扩张的旧调。
他们还指出要实现“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日本就不能等待，务必从现在开始就厉兵秣马，集中全力扩充军备，争取尽早抢夺生存资源，才能更有利于日本未来的发展。
其实日本的这两派势力，所主张的最终目标都是要对外扩张，这一点是由其传统和本质所决定的。
只不过前一派势力对客观实情看得更为清楚，因而被迫选择了缓进徐图，先发展再扩张的，更为稳妥一些的道路。
而后者，则更强调时不待我的紧迫感，表现得也更为狂热，所以被称作“激进派”。
可不管是哪一派左右日本的国策，作为与日本距离最近，接触面最广的华夏，都是首当其冲，必然成为日本最先针对和最为垂涎的目标。
不得不说，摊上这样一个“邻居”，华夏也是够晦气的，除非能对其进行彻底的“拆迁”。
由于“激进派”势力，在日本拥有更大的民众基础，其影响也更为广泛，一时间该派系的呼声在整个日本甚嚣尘上。
在这些狂热的鼓动之下，一些极端分子甚至不惜采用“自裁”和“自残”等行径，以彰显“决意”，以求“唤醒”他人。
此外，有着“下克上”传统的日本国内，还连续发生了多次针对“稳健派”高官的刺杀事件，在日本政坛和军界，乃至社会掀起了一片恐怖的气息。
就这样，在经过这场掺杂着血腥的辩论过后，“激进派”的势头终于占据了上风，日本的各项政策也随之逐渐偏转，开始了疯狂的扩充军备的行动，军国主义之风日盛。
在这个平行世界当中，1910年的日本，其国内生产总值为三十一亿五千多万日元，合3.2亿多英镑。
而在同一年，华夏的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一百一十亿九千多万华元，约合17亿英镑，是日本的五倍还要多，并且保持着更为快速的增长势头。
华夏的这个数据，占当时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美国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将近英国本土值的八成，位居世界第五位，两年后还将进一步超越排在第四位的法国本土。
在此经济基础下，日本却突然大幅提升了当年的军费开支总额，一下子竟然接近了华夏的八成，而且还在逐年攀升，可见其黩武之心是多么的狂热。
这一年日本军部还决定，要把陆军的规模扩充到十五个师团，平时保有兵力达到二十万人。
依旧作为重点发展对象的日本海军，则要加速以无畏式主力舰为核心，来进行舰队的改建，尽快完成战舰的更新换代。
日本的这些异动，华夏各界对之尽收眼底，但在保持密切关注的同时，却并未针对其做出国家发展策略方面的调整。
国防军也是在加强对日情报收集，和提高相关作战预案的准备之外，仍按照原本的节奏，继续着自己各项既定计划的推进。
在此前后，海军在潜艇、驱逐舰和巡洋舰等中小型舰艇的建造方面，则又有了诸多新的进展。
其中在1908年9月至1911年2月间，同一级别的六艘新型号潜艇，在海军的各造船厂相继建造完成。
分别为雷州厂负责的“S7”号和“S9”号，胶州厂承建的“S8”号和“S10”号，以及由大连厂和钦州厂各自建造的“S11”号和“S12”号。
“S7”级潜艇，相较之前的“S3”级，除了体型更大以外，最大的区别在于首次使用了柴油发动机作为水面航行的驱动力。
作为华夏的第一型柴电潜艇，该级艇全长44.8米，宽4.7米，水面航行时吃水3.5米，排水量330吨，潜航排水量39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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