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山每天早起到公司上班，才上了半个月，他就腻了。
天天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实在是无聊透顶。搞得他都想招一个赏心悦目的小秘书，天天看着也好啊。
一天天的，来汇报工作的全是大老爷们，让人没有一点工作的激情。
王大山没啥权力欲望，不喜欢亲力亲为，更喜欢提出设想让别人帮他实现。
当老板的就应该这样，笼络住一群人，让他们替自己理想奋斗。
所以，当京龙公司暂时进入了正轨，他便不想待在京城里了。
但他刚想回大白山待一段时间，吕刚来到了京城。
吕刚并不是自己来的，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八个人。
这八个人，都是龙堂众人的战友，刚刚被吕刚招募过来的。
王大山见这帮人，比见公司那帮人要亲。
一个公司里，再怎么和谐，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办公室政治。无论领导再怎么平易近人，员工们总会对老板有些畏惧。
因为他年纪不大，很多员工先入为主的会认为他是个二代，没什么能力的小开。所以面上虽然恭敬，但心里还是有些不屑一顾的。
王大山能够感觉出来，所以他尽量表现的很严肃。在公司，表演的成分会多一些。
有时候愤怒的时候他需要心平气和的微笑，有时候却又要装成很愤怒的样子。
这是做领导的代价，不能轻易的让下属看出来你的喜怒哀乐，你也就一直生活在伪装之中。
仅仅用了半个月，王大山便让京龙公司所有的人都服气了，他的决策没有过失误，所有事务安排的井井有条，一切都在有序的向前发展。
但其实王大山很累，所以见到吕刚和一群心思单纯的退伍战士，他很开心。直来直去的说话，比天天跟人玩心眼子要痛快多了。
于是他便抽出时间请这一帮子龙堂的预备成员喝酒吃饭，每个人都聊了一下。
这一聊下来，感觉很好。
至少这些战士的人品都很不错，身上也有一技之长。
见王大山对这一批人的表现满意，吕刚也很兴奋。他给这些人发了安家费，就准备带这人去香港。
但京城有一件事情的发生，促使王大山把他们给拦了下来。
1981年11月下旬的一个深夜，一名受过高等教育，名叫冯大兴的准备考研的国家干部，闯入北京西单新华书店实施了盗窃杀人，致使两名值班员一死一重伤。
（这个案件真实存在，不过发生的时间是在半年前。）
冯大兴的犯罪问题，引起了全国社会关于“才华与事业上的优秀者能否越过道德的界线？”的大讨论。
王大山觉得机会来了，于是他让王士昌帮他联系到了劳动者日报的总编，发了一篇社评《干部深夜杀人，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这篇文章，王大山并没有去纠结什么才华与事业上的优秀者能否越过道德的界线扯淡问题，而是直指核心，深入探讨了为什么社会上会频频发生抢劫杀人侮辱妇女这样的大案要案。
他剖析了这种表象下的社会底层逻辑，从人性、社会因子以及法治三个方面得出结论，社会治安的败坏并非个别现象，而是现阶段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
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痛下决心，开展更为严厉的惩治活动，从严从重从快惩处犯罪活动，给犯罪分子予以沉痛的打击和巨大的震慑，才能够将社会治安崩坏的现象进行有效的扭转。
除此之外，他甚至给老人家写了一封信，详细阐述了开展一次严打的必要性。他还告诉老人家，犯罪分子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敌我矛盾。
既然是敌我矛盾，对待阶级敌人就不是搞运动，而是维护社会主义的公平与公正。犯罪分子被人民民主专政，是人民群众翘首以盼的大好事。
然后，王大山就只能默默地等待了。
没有等太长的时间，只是经过了将近大半个月的发酵，严打终于来了。
12月中旬，办公厅发布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严打行动拉开了序幕。
三天后，全国委员会颁布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
前者规定对一系列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
后者则规定在程序上，对严重犯罪要迅速及时审判，上诉期限也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10天缩短为3天。
也就是说，只要是犯了罪，不管是大还是小，都有可能被顶格判刑，甚至判死刑。除此之外，上诉期只有3天，要是被判了刑，还没反应过来呢，就可能失去了上诉的资格。
有一个18岁的年轻人，因为抢了一顶军帽，打了几场架被判了死缓。
更有人因为一次抢了两毛钱就被判了二十年。
但这些都不关王大山的事，这个时代就是这样，你要是不犯罪，怎么可能会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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