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暑热季节的到来，这座齐国北方城市似乎显得不太宜居，每天都会让人大汗淋漓。于是，他便乘坐火车离开了建业，准备前往齐国的东南沿海地区。
1726年，伏尔泰遭贵族德·罗昂的污辱并遭诬告，又一次被投入巴士底狱。出狱后，伏尔泰被驱逐出境，只能流亡英格兰。
然而，他在英格兰期间，恰逢英齐战争爆发，他得以亲眼见证了这个欧洲最为强大的海上王国如何被来自东方的齐国“虐杀”。
从齐国远征舰队抵达欧洲后，英格兰皇家海军虽然极尽隐瞒战场失利的消息，但跟许多英格兰贵族关系甚为密切的伏尔泰还是从不同渠道获悉，英格兰海军遇到了他们数百年最为强大的海上敌人，损失接连不断，大量舰船被击沉，官兵伤亡也是数以万计。
这场战争绵延近三年，打到最后，英格兰皇家海军竟然被逼得躲入泰晤士河，以免遭齐国海军的打击，整个英格兰本土几乎被彻底封锁。
除此之外，詹姆斯党在苏格兰闹得不可开交，叛军一度攻入英格兰境内，而被英格兰王国控制了数百年的爱尔兰，也在齐国的大力援助下，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英独立战争，迫得英格兰军队和众多移民只能龟缩于东北地区，苟延残喘。
最后，难以为继的英格兰王国不得不向齐国乞和停战，以一份较为屈辱的和约，结束了这场非对称的战争。
数量众多的蒸汽战舰，坚不可摧的铁甲舰，威力巨大的开花爆破弹，强大而持续的作战能力，以及纵横辟阖的外交手段，都让齐国在这场战争中尽占上风。
虽然伏尔泰对战争不是很懂，但并不妨碍他据此做出一个浅显的结论，那就是汉洲大陆上的齐国，已经拥有足够强大的实力，可以轻松击败一个欧洲大国。
这让年轻的伏尔泰深为震动，不由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这个东方大国。
英格兰王国自实现君主立宪以来，在整个欧洲大陆一直都被视为自由和民主的典范，仿佛是一道光，照亮并吸引着无数遭受**压迫和宗教迫害人们的热烈追寻。
伏尔泰曾在日记中写道：看看英格兰在法律上的成就吧，每个人都已恢复了几乎被所有**政权剥夺的天赋人权。这些权利包括人身与财产的完全自由，公开写作的自由，由自由人组成的陪审团来裁决犯罪案件，任何案件的判决均只以公正的法律为依据，撇开那些只限于英格兰国教徒的就业机会不谈，每个人都可以心平气和地表白他选择的信仰。
伏尔泰觉得，英格兰政府虽然不免**，却给了人民某种程度的自由，极富创造力地刺激了各个阶层的生活。
英格兰的商业环境是相当自由，不像法国处处受到国内各种捐税的束缚，从而极大地妨碍了经济的发展。更让伏尔泰为之称道的是，商人在内阁中享有光荣、崇高的地位。
在他眼里，英格兰王国是一个“喜爱自由、知识渊博、富于机智、轻视生死的国家——一个哲学家的理想王国”。
但是，这么一个极富希望的国家却在与东方齐国的战争中，遭到了巨大的失败。
那么，齐国又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呢？
1729年，因得到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默许，伏尔泰回到法国。在热衷于商业投资的同时，获得王室特许，准予他撰写并出版那本《查理十二传记》。
但不久之后，在未有片语只字的警告下，王室特许状被撤销了，除了伏尔泰自己保有的一册《查理十二传记》外，其他所出版的书籍均遭到没收。
因为，法国外交政策的改变，法国政府必须对查理的“受害者”、仍然在位的波兰国王奥古斯都做出友善的行为。
但伏尔泰却不顾禁令，扮装移居到鲁昂，秘密地指挥着印刷他的历史传记。
此举，令法国政府大为恼怒，准备又将他投入巴士底狱。
在众多贵族好友的劝说下，伏尔泰决定再次流亡国外。
而这次的避难目的地，他选择了远在万里之外的齐国——那个神秘而强大的东方霸主。
随着16、17世纪耶稣会士不断将神州华夏典籍传入欧洲，以及近五十多年来，齐国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在这个时期，部分欧洲学者掀起了崇拜东方的思潮。
“当发现欧洲涌现出的各种思潮多系溯源于东方的事实，无不震惊莫名。……耶稣会教友，群将东方经籍译成西文，东方儒家人性本善之哲学方得输入欧洲。欧陆诸国于社会进步之理想，唯有依赖人性本善志学说，才有实现之望，而此种信心，固曾自东方获之。”
伏尔泰怀着几分期待，几分向往，在法国南部港口城市马赛，登上了一艘齐国的机帆船，踏上前往汉洲的行程。
不同于以往，伏尔泰此次的行程路线并没有延循传统的东方航线，径直沿着非洲西海岸一路南下，然后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
伏尔泰乘坐的机帆船在离开马赛后，横穿大半个地中海，驶抵埃及平远港（今埃及塞得港），随后乘坐火车，延苏伊士铁路，抵达苏伊士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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