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是科考的日子，朝堂的工作重点都放在了大考上面。刘慧明趁此机会让陈燕翼上疏修历，又让戴涛在报上发文，历数旧历法的种种弊端，以及修改历法的必要性，几天时间就已经把历法的事炒作起来了。
今天的大朝会，刘慧明决定把历法的事情定下来，因此又起了个大早上了离京之前的最后一个早朝。
崇祯也很重视修历的事，特意让钦天监监正李天经带着监里所有骨干分子都来参与早朝。不过，为了保守起见，他并未把“上五休一”和“黄帝纪年”的事拿出来讨论。
李天经带着一帮稍显寒酸的官员立在大厅的角落里，刘慧明在人堆里左看看又看看，很快就看到了一个老外，不用想自然是后世的大名人汤若望了。
早朝的常规流程走完之后，陈燕翼再次上疏修历，作为言官之首的李邦华也出班附议，有了他的背书，整个科道基本上就不会乱来了。
崇祯这次没有当缩头乌龟，很快便定了调，“朕犹记得朕登基伊始便下旨让已故大学士徐光启主持修历，历经五年终于修成，奈何反对之声甚嚣尘上，朕思当寻一可行之机再予以颁行。不曾想一拖数年不决，如今大明国势衰颓，当以新历振之。”
历法从来不是简单的数字，而是代表着国运，崇祯梦想着新历法能提振国运，这话分量就很重了，一般人根本不敢接话。
新晋的气氛组组长兵部侍郎张缙彦这段时间忙着军械招标之事，崇祯特许他不用上朝，朝堂的气愤就有些调动不起来。
刑部尚书邱瑜是个愣头青，直言不讳道，“太祖颁行之《大统历》已近三百年，其中诸多谬误，愈演愈烈，急需修订。今幸得陛下仁慈降下修历宝谕，诸臣工夙兴夜寐，凡历五载终有所成。不期小人阻梗，或曰新历粗疏，或曰非中土之历，或曰用新历而阻国祚，用旧历而延国祚，皆谬论也。凡新历所成九年矣，新历不用而用旧历，流贼未灭，建虏益昌，此皆不用新历之故也。”
邱瑜有意忽略新历法出自西洋的问题，直接把流寇未灭，建虏未破的责任归结到没有颁行新历法上，也是够扯淡的。他的结论虽然是错的，但逻辑却是正确的，其他人要反驳也只能从新历与旧历的优劣谈起，不能否定历法关乎国运这一定理。
果然，他的话一说完，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对，户科给事中吴甘来首先发言道，“邱司寇何其迂也，你如何能保证刊行新历就能斩断流寇与建虏的运势？”
邱瑜反驳道，“继续沿用《大统历》则建虏与流寇日张，何不改用新历？”
吴甘来又道，“若改用新历则流寇不灭，建虏不破，又当如何？”
二人就这样蛋孵鸡和鸡生蛋地争论起来，很快就分成了两派，互相攻讦。
魏藻德代表内阁大学士终于站了出来，劝解道，“两位老大人不要再论了，似你等这样争下去，今天就别想做其他的了。”
众人哈哈大笑起来，场面一下就变得友善起来。
魏藻德又道，“陛下有旨，修历不仅关乎国运，还关乎农时，旧历谬误颇多，已不能指引农事，如此，则新历似更优。”
他自从入阁之后就从不轻易表态，今天一反常态第一个表态支持新历，不禁让朝臣们浮想联翩。
刘慧明不想浪费太多时间，直接站出来道，“我听说一个道理，大凡国运将终，必有三个征兆：一曰无论何事，均黑白不分。二曰慷慨者，愈发不言；庸俗者，愈发猖狂。三曰凡是皆被合理化，一切皆可虚应一番，从无实策。咱们大明是否存在这三个问题，诸公不妨细想。”
刘慧明话一说完，所有人都怔住了，他今天穿的是崇祯新赐的蟒袍玉带，站在众臣面前犹如鹤立鸡群，说不出的玉树临风，光辉伟岸。
众臣不禁心中疑惑，这还是平时那个谄媚君王、搬弄是非的奸臣吗？这么光辉伟岸的形象，比之于少保、海青天也不妨多让啊！
刘慧明趁他们愣神的功夫继续说道，“单就历法来说，陛下登基伊始便下了旨，如今已过了十六年还未刊行天下，真是一个大大的笑话。我就纳闷了，既然修了为何不刊行？既然不能刊行，为何要修？你们有些人总拿国运说事，我倒要问问你们，什么是国运？国运从何而来？”
一个御史想说话，却被李邦华狠狠地瞪了一眼，吓得忙不迭地退了回去。
刘慧明自问自答道，“孟子曾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因此，我认为国运来自于民，更确切地说是农民。如今民乱四起，天下不宁，难道不应该安民吗？既然要安民，当然要让他们种地，你们家里都有地，自然明白农时的重要性，旧历连农时都指导不了了，要之何用？相反，新历可以准确地测算节气，用在农事上可以很快改变混乱的局面，只要农民有了地，又按时种下去，获得几季丰收，百姓自然安定，国运自然昌盛，国祚自然绵长。你们可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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