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怒吼着说：“你装什么装！你放假不按时回家，干什么去了！”
王晓峰还是一脸的波澜不惊，他说：“哎哟，就这点事，至于发这么大的火嘛，你好好说不就完了。我跟几个同学试着打打工，到一家西餐厅当服务员，结果干了几天发现没什么干头，又累工资又少，人家还挑剔得不行，就不干了，就这么点事。”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实话实说，不告诉我实情，还说同学找你去了！”
这下轮到王晓峰不高兴了，他说：“我为什么事事都要告诉你，干得好挣了钱我告诉你，没挣到钱我就觉得没必要说啊。”
我被堵得哑口无言。
好像哪里不对，但我又说不出来，我当时气急败坏，脑子全乱了。
就好比我打出去的球，原本是想着来一个漂亮的绝杀，把对方扣死，结果人家以我意想不到的方式给我拦了回来。于是我的节奏就被打乱了，有点措手不及了。
而对方却乘胜追击。
王晓峰说：“你看看你这个样子，在街上大吼大叫，大过年的，跟个泼妇似得。”
听到这话我转过身就走，但奔涌的眼泪像泉水一样往外流。
他怎么可以这样说我。这种羞耻感比沈秀兰当着所有亲戚的面说我是“次货”还难受，还令人心碎。
王晓峰追上来，拽住我的胳膊，一脸微笑地看着我，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我哭，觉得很好奇，很兴奋。
他倒不急于哄我，安慰我，而是先欣赏了一会儿我的哭容，才变严肃了一些说道：“瞧你，就这么点事就要小题大做，哭闹一场。”然后用手指擦掉我的眼泪，说：“赶快擦了，不然一会儿会在脸上冻成一颗珍珠。”
回家的路上，我坐在汽车里，极目远眺，出了城就是一大片冬闲时的农田，空荡荡，灰蒙蒙的。路边是一排排挺拔的白杨树，叶子已落光，只剩枝条，单调，坚挺。
《泰坦尼克号》的曲调荡气回肠，一幕幕经典画面又浮现在脑海，杰克和露丝，他们萍水相逢，却又一见如故；他们认识只有短短的几天，却可以为了对方不顾自己的生死。
我跟王晓峰，从高三到现在两年多了，我始终觉得我们的关系若即若离，无论那一封封信里写的话语再情真意切，无论打多少电话，废掉了多少张电话卡，见面时却仍感觉彼此之间有一种疏离感，有一道让我越来越无法跨越的鸿沟。
我隐约觉得，我渴望的爱情，绝不是现在拥有的这一种。他连我的脾气都不能容忍，我第一次发火，他就毫不客气的说我是泼妇。
我是不该发火，我也不是个爱发火的人。可我这是怎么了？
我是在恋爱，却依然非常孤独，也没有多少恋爱的甜蜜。
日子在平淡中有点枯燥，在枯燥中又略显残酷。
受伤总是难免的，恶意来自四面八方。
在家里，我冷不防就会因为什么事惹得父母不高兴，然后他们会把这种不高兴加倍反弹到我身上。
正月初八那天，我们一家拉着几口袋玉米，到邻村的磨坊去磨成玉米渣渣，好作为猪的伙食。二十几头猪的消耗量很大，几乎每个月都要磨一次。
父母先去了，叮嘱我们姐弟俩带几个空袋子过去，就是装化肥的那种编织袋，洗干净之后就可以装饲料，农村人经常用这种袋子装各种东西。
我收拾了五个袋子，放在手推车上让弟弟先出发，我把炉火盖一下，屋门关好，院门锁好，随后也到磨坊里帮忙。
结果到了磨坊，母亲问我，让我拿五个袋子，怎么只拿了四个，四个不够！我说：“我就是拿了五个呀！”
可事实上弟弟拉到磨坊的小推车上只有四个。
我一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是弟弟在前面拉车，一摞袋子在身后，肯定最上面的那只被风吹的飘落在路上了。父母一听也认同我说的，肯定就这么回事。
母亲问道：“那你在后面来的，没看到路上的袋子吗？”
我确实没注意路面，就说：“没有看到啊。”
母亲沈秀兰一下子就火了，恶狠狠地冲我吼道：“你是瞎了吗？！”
父亲张明德随之附和道：“畜生东西！连这么点小事都干不好！”
小推车本来就是往前推的，不是放在后面拉的。拉在身后弄丢了袋子，拉车的人是不是该承担点责任？
然而事实上，拉车的人此刻却是这个磨坊院子里的明星，另外两个来磨面粉的人家有人凑过来，他们满脸堆笑地先是跟我父亲打了个招呼——显然认识，继而目光转向拉车人，兴奋地说：“啊呀，这就是考上北华的状元吧？”
父亲嘿嘿嘿地笑起来，母亲也像是瞬间换了一张脸。这无形中也暂时解除了我的“公关危机”。
我长吁一口气，来到了粉碎机旁边，一手撑着袋口，一手把玉米渣装进袋子里。机器声音震耳欲聋，外面的几个人说说笑笑，但具体的内容已全然听不见了。
到了大二的下学期，我寝室里除了吴美玉，另外两个女生也都有了男朋友。晚上熄灯之后的“卧谈会”，就会聊到各自的男朋友，聊着聊着，就变成了秀恩爱，晒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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