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小滑头，明道兄揶揄之言，只怕大半出自你口！”
惟公也是莞尔，就着话题继续说道，
“岩介批其‘怪谲’，梅圣臣判其‘诡诞’，然而这些都是表象罢了！”
惟公呷了一口茶，这才仔细说道，
“所谓西昆体，不过是发扬了大綦宫廷诗文的精髓，又效仿了大晟世家骈文的菁妙，而我们倡导古文，却是取法前朝的礼法文章，这不只是文风差异，其实关系着国家法统与政纲！”
宗淑听到这话又是一惊，所谓处处皆学问，原来学问从来不是孤芳自赏，都是根深蒂固在这尘世里啊！
惟公只管继续说下去，
“咱们大肇虽然雄踞一方，其实相较周边三国，底蕴其实最为薄弱，毕竟西宇以正统自视甚高，北綦也是国戚渊源流长，一脉亲承，至于东晟仗着笼络了世家门阀也占了个传承有序，轩裳华胄。唯有我国太祖以草莽出身，奋武略而定方域，英雄一时却也落寞于根基之浅薄，故而为了杜绝武人觊觎神器，这才抑武崇儒，联合士大夫以致天下太平！”
却又转折说道，
“只是太祖冀望于士大夫担负起道统之责，却也将一个尴尬局面放在了我辈面前，便是什么才是大肇的道统？”
此言一出，宗淑只觉得头顶似乎又是一道惊雷，竟让他也恍惚起来，原来症结就在于此，一个甲子以来，大肇总是囿于太祖打下的江山走不出去，便是拘泥于此，若是不能定道统，朝廷不能坐视群臣掌握实权，文臣不能放任武将征讨四方，即便是士农工商四民也是在这潜在的惶惶不安中，不知道自己的本份何在。
因为缺少核心的道统，朝廷只能尽可能将士大夫招徕进入政府，以避免士人与朝廷离心离德。然而官员们因为冗官过多，仕途无望，要么寄情于山水，要么将精力投放在经商与置产上，而商人们也因为国域狭小，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要么是助力子孙入仕途，要么也是置产业，醉生梦死罢了，至于农民则成了士商挤压中最为无力挣扎的受害者，于是大量昔日的农民只能混迹于城市中，成为寄身于商贾、主户身边的无依无靠者，唯一可出卖的只是自己的劳力，而这劳力也更为廉价和快速的被更替，而朝廷又不得不掏出大笔税赋来将流民与几乎丧失劳动力的市氓招募为厢军，于是冗兵、冗费也因此逐渐积累起来，永远看不到减少的可能。
宗淑仿佛已经看穿了叆叇云雾，只感觉茅塞顿开一般，惟公也是笑道，
“听明白了？看来汝之材质已经璞玉混元，可琢可磨了！”
点到即止，惟公依旧把往事分析开来。
原来不只是乾惟衍与阳攸、梅圣臣素有渊源，便是那乾惟乔说起来更与士悦、横玮、毕士元等人有着更深的渊源，原来那时节横山白戎作乱，这乾惟乔以枢密副使衔领西北四路经抚使奉命督师平叛，而士悦、横玮、毕士元便是四路之中当路安抚使，也就是说乾惟乔乃是三人长官，至于他们三人军前效命，还是乾惟乔推动的，一场战事虽然大肇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是却赢得十分难堪，其中牵扯了几场败仗，虽然大多是乾惟乔自己的手尾，但是最大的一场败仗却是横玮轻敌冒进而导致的惨败，然而乾惟乔几次三番上书为横玮辩白，终于让横玮全身而退，这其中甚至毕士元都看不过去，乃至如今都不能释怀。
原因就在于，乾惟乔为横玮推卸责任的借口便是，横玮作为文臣并没有亲自率军冒进，而是在后方远程调度，因此前方军队的失礼乃是领军将领的责任，不能迁罪于并不在场的文臣身上。而这个借口简直可以说是无耻，身为帅臣，他不发令，哪个武将能擅自出战？身为帅臣，不能亲沥矢石，安然待在后方本来就是不负责任的作为，反而成了脱罪的理由，如此以来，文官们也都是有样学样，甚至在毕士元调任北边督师时，便发现有帅臣遥控调度两百里之外兵马之事，至于那应天府尹托病藏在京中，更是常例，至于武将们也是寒了心，否则只是这丹南路上，堪战兵马能有几何？
即便如此，乾惟乔还是挟平叛军功，已经是志得意满的等着拜相了，这时候便有了阳攸蹦出来弹劾之事，只是这位仁兄不忍因此牵连了横玮，却以乾惟乔在西北战场上损兵折将，无所作为，且为人奸诈狡桀，于军中有不臣之举名义参劾，从而阻止了乾惟乔出任枢密使的可能，岩介更是行文作诗传唱乾惟乔等人的不贤奸佞事，更逼得朝廷将乾惟乔外放地方，彻底改变了政府格局，于是除了杜衍、狐昌齐之外，营丘灏为中书门下同平章事、鹿中殊为枢密使，士悦为参知政事，横玮、毕士元为枢密副使。
本以为这是庆康新政诸公的胜利，其实危险已经是迫在眉睫。
乾惟乔不是一个善罢甘休之人，而他的手段也不是这些君子们所能想象和对抗的而一旦被他逮到机会，他便会彻底张开獠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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