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其实优秀的人才特别多，听话，懂事，爱学习，肯吃苦，这样的人比比皆是，可以说，缺中层干部，去体制内招，绝对会收获惊喜。
大多数人进了体制内以后，其实就处于进退两难的地步，工资一般，大多数人也没有什么外快，唯一的好处就是管理不那么严，保障比较好一点。
杨辰真是的看田玉莹比较中意，就冲第一次去买手机，李欣欣的嘴脸就象是原来国营代销店营业员的翻版，而田玉莹却有很强的商业意识，而后面多次的联系，也说明这一点。
但改制后的公司依然带有强烈的国企作风，一方面极度的商业化，处处讲业绩讲任务，但到往上升的时候，却又跟国企没什么两样，又要讲关系，看背景。
所以国企想往上面走，比在地方还要困难，地方好歹有完善的提拔机制。
田玉莹这次如果不找自己，杨辰都打算过一段时间来问问他的意思。
当然了，他是想在省城开珠宝店，没办法，陈若琳打了好几次电话，问他开店的事筹备的怎么样了，她想尽快过来指导一下。
提起这个杨辰就有点无语了，这段时间他真的顾不上，光是把生意拆分就费了杨辰很大的精力，他自己又没有时间长期呆在省城。
他想把主要精力放在仕途的想法，陈若琳比较赞同，虽然她出身香港商家，但毕竟是华夏人，对于权力的崇拜跟国内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家里给她介绍了几个青年才俊，她都有点看不上眼，特别是跟杨辰一比。
但目前这种情况，她也觉得跟杨辰没有成的可能的，一听杨辰说还在一个又偏又远的小县城里当个微不足道的小官，她就更不抱希望了。
但双方有共同事业的话，联系也能更紧密，而事业发展大了的话，家庭的阻力也会小很多。
但杨辰手边真没有合适的人手了，特别是张红霞走了之后，本来杨辰有想过交给张红霞，但她并不是个适合做开门生意的人。
许袅让她待人接物没问题，但操盘一个生意，她还没有那个能力，她的性格也不适合创业。
所以杨辰早就想过田玉莹，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借口，想不到她主动找上门来。
但这样一来，杨辰也不好劝她去开珠宝店了，做熟不做生，人家心里有谋划了，说明很多事情都考虑好了，现在让她转向，不仅麻烦不说，效果也不好。
想通过她，通过王振魁，杨辰想到了体制内的人才，其实现在劝这类人辞职下海，还是有可能的。
因为大多人的生活并不是多如意，薪水不高，工作不忙，提拔无门，相当于人生一眼就能看到尽头，有的人心里还是有想法的，就像田玉莹这样。
不说具体比例吧，大多数人，是没有黑色收入的，能指望的，只有工资。
但工资，也就比普通人高一点，撑不着，也饿不死，说起来很光鲜，没实际好处。
但离职吧，又缺乏勇气。
年轻人还好，年龄稍大一点，早被按部就班的工作消磨了激情，根本不敢再出来。
手握大权的就更不用说了。
张红霞的辞职就不敢张扬，只能用病休当借口，因为一旦传扬出去，你一个局长，竟然要辞职，是不是对体制不满？还是对体制内的某些人不满。
闹大了，事情就会很难收拾。
从古到今，从国内到国外，其实官员的性质都是一样的。
国内有职务的领导，没职务的叫普通工作人员，相当于古代的官和吏。
在国外，选上来的叫一般叫政务官，负责决策和管理，而处理日常事务的，叫事务官，这个不受选举限制，其实也相当于官和吏。
这个跟古代的情况当然不一样，古代的时候，除官员和少部分吏有俸禄外，大多数人是没有俸禄的。
特别是明清时期，开国皇帝朱重九由于出身苦难，特别是痛恨贪污，制定的规定是凡官员只要贪污五十两就要剥皮，五十两就相当于知县一个月的工资，剥了皮还要制成鼓或塞上草放在衙门门口，以儆效尤，警告后任。
但这种严酷的刑法能够制止贪污吗？并不能，因为任何法律都需要人来执行，只要执行的人能打动，律法就成了摆设了。
当然了，这也跟朱重九制定的工资太低有关。
一个县令月薪五十两，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是足够用了，朱重九规定这个薪水，并不是完全不近人情。
但是，也是只够勉强用，养家糊口没问题，三五口人能吃饱穿暖。
他在规定中，当官就该安安分分，兢兢业业，除了当官，什么也别干。
当官的读书时欠下的债怎么办？不管；
三番五次的赶考欠下的债怎么办？不管；
带着一家老小上任时的路费怎么办？不管；
逢灾年物价飞涨生活费不够了怎么办？不管。
反正就这么多钱，你自己看着办。
到后期，一个县令需要雇师爷、书吏、长随、车夫或轿夫，这些都是县令拿自己工资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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