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元朝之后，蒙元朝廷将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在科举时实行分配名额制度，选乡试合格者300人，每种各75人，录取时也是每种25人，以此来压制南方士人在科举方面的优势，维持朝廷中各方势力的均衡。
即便在这种政策的加持下，南方士人还是突破了樊笼，没办法，南方士人文化底蕴太强了。
可以这么说，经历了多次战乱，九成以上的士人精英阶层都迁到了南方，有良好的基因，有优秀的读书传统，有深厚的家底，读起书来跟玩一样，不像北方的百姓先要把肚皮填饱，然后再考虑读书。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一有战乱，相对富裕和聪明的士人阶层，首先想到的是趋利避害，逃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从来不会有家国情怀，就好比现在很多富人会移民一个道理，跑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不会被战火波及，这样他们的财富不会化为乌有。
凭借科考优势，南方士人再次占领蒙元的朝堂。
到了明朝时，在建国初期，江南士族根本不承认朱元璋的统治，他们甚至支持张士诚跟朱元璋争天下；后来还出了南北榜，这种比较极端的事情。
南方士族之所以要在朝堂争取主导权，是为了确保江南地区士族的经济利益！
北方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南方相对稳定，繁荣昌盛，自唐朝时，“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到了元朝，“天下财货，无不仰赖于江南”。可以这么说，江南地区的赋税是朝廷最重要的收入，没有之一。
历朝历代，对江南之地大都采用重赋，以确保国家用度。江南士族源源不断向朝廷输送官员，就是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要么在朝廷中鼓吹降低江南赋税，要么上下其手，联合起来欺瞒朝廷。除此之外，这些官员还会成为江南海外贸易的保护伞。
自古以来，海贸之利让人眼红，为了独吞这块利益，江南的士族和官员勾结在一起，费尽心机，欺上瞒下，为了钱，这些人无所不用其极。元朝、明朝的倭寇，有很多都是这些士族豢养的手下，也有一些士族和倭寇勾结，共同劫掠其他地方的百姓。
蔡姓老者和他身边的五人，是江南士族安排在南京城中的代表，专门负责打理南京城中的各类事务，比如搞个阴谋诡计、串联官员给江南士族争取点利益。
这次出手对付梅殷，目的有两个，一是给朱棣身上泼脏水，让天下人“看清”朱棣的面目；二是为了报复梅殷。
朱元璋上台后，最大的助力是淮西勋贵集团，为了平衡朝局，朱元璋也征召了全国各地的读书人进入朝堂，也开始有意培植浙东集团与淮西勋贵集团抗衡。
在借用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将淮西勋贵杀了个通透后，朱元璋反手又用治贪腐的招数，把一些重要的浙东集团官员给收拾了。
不过好在江南士族的后备队伍强大，可以利用源源不断的科考往朝廷中送人。
南北榜案就发生在这一时期，洪武三十年的科举考试，北方士子无一人金榜题名。落第的北方士子联名上疏，跑到礼部鸣冤告状，状告考官偏私南人；更在大街上沿路喊冤。
朱元璋下旨派侍读张信、侍讲戴彝等12人，重新阅卷，在落第士人的试卷中，每个人各挑十份审阅，结果负责重新阅卷的张信等人，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北方士子对这个结论无法接受，认为这些官员沆瀣一气，“偏私南人”。
这个结论也引起了身为统治者的朱元璋的警惕，虽然他利用反腐败这杆大旗，干掉了很多浙东集团的骨干和核心，但朝廷中，南方籍贯的士人占了进士的七成。如果再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总有一天，整个朝堂都会是南人的天下。如果真有那么一天，谁会保证，这些官员在制定朝廷政策方面，不会对南方呈偏倚侧重之心？
平衡之道，才是帝王所需要的，任何一家独大的局面，都是帝王所不愿意看到的情形。
于是乎，朱元璋手起刀落杀了一批考官和复核官员，连同这一届的状元，也送到了菜市口。又亲自上阵策问，录取了六十一名北方人。
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就是蔡姓老者！
蓝玉案发生在洪武二十六年，浙东集团的很多官员受到牵连，要么被送到了菜市口砍头，要么被发配边疆，可以说浙东集团元气大伤。
洪武二十七年的科考，蔡姓老者就想做这件事，但当时的大环境不允许，只能往后拖延了一届。为了尽可能的让主考官员录取南方士子，蔡姓老者就利用了当时的主考官刘三吾。
刘三吾这个人，为人慷慨坦荡，不设城府，自号“坦坦翁”。
这种人，说好听点，就是正直无私，贤良方正；说不好听点，就是脑子一根筋，容易被人利用。
在阅卷时蔡姓老者买通了一些抄卷官，让他们在抄写北方士子的试卷时，增加一些犯禁之语，亦或者错别字。这样北方士子就会被踢出一甲和二甲的名单中。因为一甲和二甲都是留在京城的六部中行走，三甲“同进士出身”的人，都是外派到地方做官，左右不了朝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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