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三年，
曾任王安石顶头上司、大宋前任首相的韩琦上奏，
他指出本应利好于民的低息青苗贷，在部分地方官员的操作下，却变成了害民的强制摊派。
无论丰年还是灾年，无论百姓是否需要贷款，
都遭到强迫借贷，且利息奇高，甚至还伴随暴力催收，导致民不聊生。
面对众人的反对声，
王安石其实可以采取更加灵活的策略去推进变法，
但他性格孤高，正如他诗中所言：‘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这种性格和处事方式，还是有待商榷。”
“王安石的孤高，让他选择要求反对者提供部分官员强行摊派的证据，并严惩这些人。
宋神宗支持这一提议，但反对者纷纷称病，拒绝指认违法官员。
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沆瀣一气、官官相护，那就真的无从得知了。
神宗虽最终处罚了一批人，
但朝堂上声势浩大的保守派，最终还是动摇了神宗坚定变法的决心，青苗法最终宣布暂停。
青苗法的推行面临巨大阻力，如今又遭到群起而攻之，王安石为此深感挫败。
更让他失望的是，是他察觉到了最高执政者，也就是他的皇帝陛下的变法决心，已不再坚定。
于是，孤高的王安石称病请辞，
神宗多次挽留，
可王安石去意已决。”
看到这儿，有观众忍不住叹息道，
“唉……王安石脸皮这么薄，如何能干成大事儿？”
“是啊，性格孤高便注定帮手寥寥，一旦背后的大靠山出现意志动摇，那一切抱负和理想都成了空想。”
“所以变法啊，还得看张居正。”
“可惜张居正也没遇到好皇帝……”
视频继续直播，
“不过事情还是出现了转机，就在宋神宗派人前往民间视察之后。
据《宋史》记载，
神宗派专人深入民间，了解百姓们对青苗法的态度，以及基层官员更为真实的信息汇报。
结果神宗得到的消息显示：士绅以反对者居多，而农民支持者却占了多数。
皇帝的疑虑也因此尽消，王安石得以复出，继续推行变法。
宋神宗无疑是一位胸怀大志、立志强国的帝王，但历史上如秦孝公般全力支持变法的君主并不多见。
王安石想做商君，靠山无疑还是软了一些。
一道政令从设计之初到严丝合缝地执行，再到落实基层推行，本就充满坎坷与挑战。
人的思维、理解与贪念、特权思想等等，
更是加重了种种政策的执行难度与力度。”
“回顾王安石在鄞县的治理经历，
当年他曾公开反对上级增加百姓税负、悬赏揭发私盐贩卖的荒谬政策，
是因为他意识到其中的制度风险，认为长此以往，会助长诬告谋利，败坏社会的风气。
后来保守派推行的守旧法也证明，悬赏告发在北宋的社会环境中难以奏效。
王安石的思想是超前的，他早已认识到，发展生产力才是解决财政困境的根本之道。
然而，他的傲慢、孤高，也是客观存在的，并且成为了他前进路上最大的绊脚石。
在鄞县任职时，
王安石便常常公开反对上级政令，甚至选择性执行或直接拒绝。
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当他成为宰相时，下级官员竟然也效仿他的做法，公开反对变法，这成了熙宁变法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安石的一生，充满了历史的悲剧色彩。
而他最受后人诟病原因之一，是他启用了‘小人’作为变法的骨干。
其实从王安石的履历来看，很难说他不重视德才。
他提出的科举取士方案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一脉相承，而范仲淹也被他尊为一世之师。
启用小人，实属无奈之举，或说是他过度自信的表现。
在与司马光的对话中，
司马光质疑王安石为何任用小人担任要职，
王安石解释称变法之初，朝中重臣支持者寥寥，原官员不肯出力，因此选用有才之人，待变法成功后再驱逐小人。
可司马光却说：小人一旦掌权，便难以再放权。
吃进肚子里的肥肉，谁愿意轻易吐出来？
这也是老夫前面所说的，王安石太过‘天真’，轻视了‘人性’的原因之一。”
“王安石遭到诟病的原因，还有与启用小人出于同一动机的‘排除异己’。
除了司马光，
被誉为百余年第一天才的苏轼，也成了王安石打压的对象。
苏轼与王安石的争斗被视为君子之争，
王安石曾在乌台诗案中救了苏轼，却又极力阻止苏轼接近皇帝。
这种任官规则，最终为投机分子提供了捷径，变法派内部四分五裂，互相倾轧，成为王安石身后的污点。
后世梁启超便感叹：当时君子皆不愿与王安石为伍，只好选择与拥护变法者结盟，却又成为君子们攻击王安石的理由，实为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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