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怀柔陷重围，
道家无为被轻慢。
佛家慈悲受欺侮，
法家铁血斩强权。
中午，叶尚文部长和祁晋霖组长一起和段泽华共进午餐，三个人边吃边聊着。
叶尚文部长亲切而又谦虚地向段泽华讨教道：“泽华，大家都知道你的思想很犀利，针砭时弊，振聋发聩。
我经常在想，我们的法律已经如此健全，全国司法系统的人员规模这么庞大，但还是感觉忙不过来。
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监狱里基本都是人满为患。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段泽华思考了几秒后开口道：“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的杰出代表《唐律疏议》定型于贞观时期，完善于永徽年间。
《唐律疏议》共分12篇，30卷，502条，逐条逐句进行统一而详细地解释，这些内容称为‘律疏’，总共个字。
《唐律疏议》原名《律疏》，又名《唐律》，是唐朝律法及其疏注的合编，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唐律法。
这部法律文献集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朝以来法律之大成，是后世各朝各代主要沿用的法典。
许许多多的历史学家和法学家都高度认同《唐律疏议》对唐朝的强盛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49年建国至今，我国法律法规的数量约为50万条以上，字数想必已经远超1000万字。
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50万条法律，却比不过唐朝的502条律疏呢？
第一，是全社会道德水准普遍低下的原因。
道德是法治的灵魂，法律是法治的躯体。
中国古代历来是德治在先，法治在后。
几千年基因里的传承，越舍弃越危害，越颠倒亦越危害！
古人常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
古代时期，违法的人自然就会被认定为道德水平低下者，而道德水平低下者，在中国古代就会成为一群抬不起头的人。
可以说，在中国古代，道德因素拦截下来了七成以上的犯罪问题，真正以身试法的人会比较少，就连一些盗匪，‘孝义’二字又拦下了其中一半以上道德底线尚存的人。
第二，是法治的威慑力严重不足的原因。
当法治的威慑力低下，谁都可以随意走进法律的花园里采摘花朵，或者走在法律的大草坪上肆意踩踏红线。
当法律的威慑力不够时，人们不是仰望法律，而是会平视、俯视，甚至挑衅法律。
当越来越多的人把法律当成普通棋手来进行面对面博弈的时候，违法的成本就会很低，法治的成本就会很高！
如果法治是千年权威之棋局，谁敢随便坐下来挑战或博弈？
如果法治被视为普通棋手，自然谁都敢上来挑战，甚至挑衅。
人常说，法不责众。当某些方面违法犯罪的人数众多时，对应的法律法规就会成为空文。
就如同下围棋，一方将另一方的一片棋子完全包围后，就意味着这片包围圈里的棋子已经全部被对方吃掉了，法不责众就是如此！
随着违法乱纪的人越来越多，法律法规变得越来越不严肃，越来越儿戏，常常说改就改。
不停地出新法，颁新规，不断地被所谓的专家、教授牵着鼻子走，或者被舆论裹挟着跑。
第三，我们的贪腐惩处力度太小，犯罪成本过低。
尤其对党员干部违法犯罪的惩处力度太小，党员成了金刚罩，职务成了铁布衫。
开除党籍，撤掉职务，做出一些利益让渡，剩下的惩处就会所剩不多。
这就让许许多多蝇营狗苟的人削尖了脑袋往党员干部队伍里边钻营。
贪腐问题层出不穷，前赴后继，呈规模化、体系化之态势。
这正是法治不公和危害社会公信力的重灾区之一。
第四，必须要选拔和重用一大批公正廉洁、铁血无畏的法制精英。
法治精英在人们的心目中必须是威武无敌的将军，他们可以在千军万马之中取上将首级，而不是失去威慑力后身陷垓下之战重围中的西楚霸王！
武则天一朝，神探狄仁杰一人压得满朝文武不敢在法律上越雷池半步。
北宋一个包拯包青天的威慑力可以抵得上万千司法人员，甚至千军万马。
在明代，历经四朝的海瑞海青天在官场沉沉浮浮，却依旧让半朝的权臣和文臣武将忌惮不已。
这些，无不是因为他们身上的浩然正气、铁面无私和铁血无畏。
我们现在很缺少法治英雄，反而多了数不清的司法腐败！
第五，对于经济案件的处理要公开透明，要切实追缴和返还给受害者损失。
数十年来，全国各地的经济案件多发、群发，大有星火燎原之势，处理方式常常简单粗暴，再加上层层盘剥，最终往往会不了了之。
由于国家放宽了金融政策，形形色色的人员都可以轻易地拉起一个金融投资理财公司来，因此造成了许许多多在根子上就种下了祸根的金融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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