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世纪之交的这段时间里，国家层面开始初步探索构建服务型政府，比如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队伍，逐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
又比如提出了“政企分开、宏观管住、微观放开”的服务型政府理念，与促进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
再后来又提出了围绕转变政府职能和理顺部门职责关系，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为核心任务，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
胡文霆当前所任职的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出现的。
在了解了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成产的前因后果之后，那么胡文霆对自己今后的主要工作方向就有了明确的目标。
政府职能转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减少政府部门对微观经济事务的干预；二是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转移给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三是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把该由政府管好的事管好。
那么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要配合省领导层做好的主要工作就是：一要进一步明确政府职责边界；二要推动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三要明确和强化政府责任；四要合理划分各级政府权责。
虽然话说起来很容易，但一旦真要求地方各级政府按照国家的要求将这些措施付诸实施，并让这些内容落到实处，又谈何容易呢？
政府职能根本转变的目的，是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框架中，重构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科学合理的管理职能体系，最终使政府履行职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
从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型，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瘦身，从人为政府向法治政府规范，蕴涵着政府对自己存在的作用和意义究竟是什么要重新定义、企业和社会组织作为政府附属的地位要彻底改变、央地政府权责配置倒挂的状况要大幅调整等等丰富内容。
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观念的冲突、价值的纠结和利益的博弈。把这些冲突、纠结、博弈放在经济、历史、文化发展非常不平衡的不同地区展开来看，不难使我们对实现改革目标增强了艰巨性意识。
转变政府职能始终是一个现代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从国家层面提出这项改革内容，到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并要求地方各级政府花大力气积极推进，已经经历了不少年头。
但是政府职能转变仍然不到位，政府还是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存在“越位、缺位和错位”的现象。这不仅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那么，转变政府职能究竟难在何处?
首先，难在权力格局的打破，存在着“不愿转”的问题。转变政府职能，要求政府把自己该管的事情管住、管好，不该管的事情转移出去，交由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来管。
这意味着要打破原来的权力格局，而隐藏在权力格局背后的是利益格局，因此，转变政府职能必然要触动一些政府管理部门及其公职人员的权力和利益。
一些政府部门和公职人员必然会从本部门的利益出发，在思想观念上抗拒政府职能的转变，存在着“不愿转”的问题。
说到“不愿转”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及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官本位”一词，“官本位”是一种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而数千年的封建专制文化，致使这种思想意识深入社会的层层面面，甚至可以说是传统文化中“糟粕”的那部分。
封建社会和“官本位”内在联系有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一、从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上看，封建社会推行土地分封制，皇帝任命官员，官员按照级别分封土地，土地分封制度也是封建制度的核心。
二、封建制度是中央集权体制，从地方到中央，通过官来集权，实行金字塔结构，这样的社会必定导致“官本位”。
三、封建社会推崇皇权至上，一切都由皇帝说了算。封建社会把“官本位”推向上了极致，因此可以说社会上“官本位”的土壤就是来自数千年的封建社会。
而在社会进一步发展之后，一些国家实行的垂直任命制的管理体制是强化“官本位”的体制性根源。
“官本位”把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当成一种核心的社会价值尺度去衡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纵观历史和现实，“官本位”这一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形成的术语，其现实内涵远比字面意思丰富。
以“官”的意志为转移的利益特权、“唯上是从”的制度安排、以“官”为本的价值取向、以是否为官和官职大小评价社会地位的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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