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总督两广
李侍尧作为清朝乾隆年间的重要官员，其仕途从家世背景开始就注定了不同凡响。他是二等伯李永芳的四世孙，父亲李元亮曾任户部尚书，并在去世后被追赠“勤恪”的谥号。这样的家庭背景无疑为李侍尧的仕途铺垫了坚实的基础。乾隆初年，李侍尧凭借荫生的身份被授予印务章京一职，很快便得到了乾隆帝的赏识。
乾隆十七年（1752年），李侍尧调任热河副都统，这标志着他在官场上的进一步跃升。短短三年后，即乾隆二十年（1755年），他又被提拔为工部侍郎，不久后又转任户部侍郎，并暂代广州将军一职。在广州任职期间，李侍尧积极履行职责，不仅弹劾前任广州将军锡特库在马政管理上的失职行为，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调整广州满洲、汉军驻防官的兵额配置，显示出其卓越的管理才能。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李侍尧被委以两广总督的重任。上任伊始，他就敏锐地察觉到粮食采购中存在的问题，并向乾隆帝上书指出，在广东各地购粮补库的过程中，虽然粮食分为上、中、下三等，但地方官员却一律以上等价格申报。对此，李侍尧建议根据不同用途合理定价，这一提议得到了乾隆帝的认可，并要求全国各省份参照执行，以整治相关弊端。
此外，李侍尧还注意到了货币铸造方面的问题，请求禁止在广东铸造钱币时混入旧币，并建议整合吴三桂时期设立的钱局。这一系列改革措施旨在规范市场秩序，提高行政效率，得到了广泛支持。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李侍尧正式成为两广总督。此时，广东作为国际商贸的重要枢纽，面临着诸多管理上的挑战。李侍尧向乾隆帝提出，加强对外国船只的管控，要求它们按时离港，禁止非法交易和借贷，并严格限制雇佣本地劳工。这些措施旨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李侍尧继续推动海关管理制度的改革，取消了多项不合理收费，并将其统一纳入国家财政体系。同时，他还积极参与处理广西地区的民族纠纷，与广西巡抚鄂宝在处理贵县僮族民众事件上产生了分歧。
二、官场沉浮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李侍尧又被任命为湖广总督。在这一职位上，他迅速展现了自己的治理能力。到任后不久，他便发现湖广地区盐价过高，商人普遍抬高盐价，给当地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为此，李侍尧上书朝廷，请求平抑盐价，确保民生。清廷随即命令两淮盐政使高恒前往湖广与李侍尧商议解决办法。经过讨论，李侍尧提出按照淮商的成本加上适度利润来确定盐价，并制定了具体的规定。这一建议得到了朝廷的批准，有效缓解了当地的盐价问题，同时也展示了李侍尧关注民生疾苦的一面。
不久之后，李侍尧因政绩突出，被加封为太子太保，这不仅是对他个人能力和政绩的认可，也是对他未来可能承担更大责任的一种暗示。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李侍尧再次被调任为两广总督。然而，这次任期并不顺利。右江镇总兵李星垣因贪污被查处，清廷命令李侍尧依法对其进行处置。但由于李侍尧曾举荐李星垣，他在处理此案时显得不够严厉，导致乾隆帝不满，并认为他有包庇之嫌。结果，李侍尧因此受到了降职处分，并被调回京城暂时管理工部事务。
这次事件不仅反映了李侍尧在官场上的艰难处境，也揭示了当时朝廷内部复杂的权力关系。尽管如此，李侍尧并没有因此失去乾隆帝的信任。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他又被调任为刑部尚书，继续在中央政府发挥重要作用。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李侍尧再度回到两广总督的岗位，并承袭了二等昭信伯的爵位。
三、用兵西南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清朝军队开始对缅甸用兵。为了增强周边国家的支持，清廷命令李侍尧向暹罗（今泰国）传达檄文。当时暹罗正处于动荡之中，由甘恩敕控制。李侍尧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宜直接向暹罗传递檄文，而是决定采用更为灵活的手段，私下里向暹罗各部落首领传达信息，要求他们秘密侦查缅甸的军情，并鼓励他们进入缅甸捉拿缅王。然而，这一策略并未得到乾隆帝的认可，李侍尧的行动也因此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与此同时，丰顺地区出现了一位名叫朱阿姜的乱民头目，他密谋发动叛乱。李侍尧得知情况后，立即派遣人员前去抓捕，及时阻止了一场潜在的动乱。这一行动展示了李侍尧在处理地方事务上的果断和高效。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李侍尧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的高位，但仍留在两广总督的职位上。这一年，安南（今越南）发生了内乱，清廷命令广西的镇守和道员加强防御，以防内乱波及清朝边境。李侍尧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协调作用，确保了边境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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