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广德一听到“审计”俩字，脸上的肌肉猛地一跳，像是被烧红的针尖狠狠扎了一下。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县长……哦不，李书记，我们……我们厂每年都委托县审计局来人审计的，年底还有例行审计，都有正式的审计报告，结论……结论都是没发现重大违规问题……”
我看了他一眼，心里冷笑：县审计局的报告？怕是早就成了走过场的“护身符”。看来，不动用市审计局的力量，是挖不出真东西了。
我面上却不动声色，甚至微微点了点头，语气平淡：“哦？每年都有审计报告？那好。把近三年的，对，就近三年的审计报告，连同这次债务明细，一并整理好，送我那儿看看。我也学习学习，看看专业审计是怎么评价棉纺厂经营状况的。”
马广德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但看到我的眼神，又把话咽了回去，只是连连点头。
我不再看他，抬手看了看腕上那块手表，时针已经压着下午一点了。我语气缓和下来，笑着道：“同志们不要紧张嘛，都是工作。好了，同志们，工作要干，饭也得吃。人是铁，饭是钢。但是，规矩得立下。在企业调研、开会，到了饭点，所有与会人员，包括我在内，必须按规定交钱、‘四菜一汤’的标准，绝对不能突破啊！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任何形式搞特殊接待！这一条，是铁律！”
旁边的方云英立刻接话：“书记，这个已经提前和厂里交代清楚了，您放心。”
“那好，”我点点头，“那就先吃饭。”
棉纺厂的职工食堂很大，是计划经济时代常见的苏式建筑风格，层高很高，带着些许拱形结构，但墙壁已斑驳泛黄，墙皮不少地方已经剥落。
大厅里摆着几十张长长的、刷着绿漆的木头桌椅，此刻过了午饭高峰，只有零星几个错过饭点的工人在角落吃饭。
靠里侧用三合板隔出了几个小包间，门上挂着方块布帘子，这是当年国有大厂招待上级或客户常见的格局。
我一边往洗手池走，一边把马广德叫到身边。我知道，一味高压不行。我放低声音，语气显得推心置腹：“马厂长，你们管着这么大个厂，不容易，平时的成绩，组织上也看得到。市场原因造成困难，这个我认。但这一千九百万的债务，必须理清。不然，就算那百十亩地，填进去，连个响动都听不见，到时候，恐怕对谁都不好交代。”
马广德在我身边半弯着腰，掏出手帕不停地擦着额头和手，听到这话，脸上挤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连声说：“是，是，书记您理解，您体谅……”
走到食堂门口，我看到引路的往包间方向带，立刻停住脚：“今天啊不进包间。所有开会的同志，县里的干部，以后只要不是正式的商务接待，一律和工人师傅一起吃食堂！”
方云英在一旁轻声劝道：“书记，厂里都准备了……”
我摆摆手，声音不大，但足够让周围几个人听清：“请一线当班的工人师傅过来一起吃。县里现在是什么光景？工人工资都发不出，我们在小包间里大鱼大肉，吃得下去吗？特别是，” 我目光似有意似无意地扫过副县长孙浩宇，“什么红烧鱼，就更不必了。”
孙浩宇的脸色微微一僵，眼神闪烁了一下，有些不自然地别过脸，假装去看食堂墙上的宣传栏。
苗东方则低着头，看不清表情。这顿饭就在食堂大厅角落拼起的两张长桌上进行。饭菜简单：一大盆白菜炖豆腐，里面零星有些五花肉片；一盆土豆烧鸡块，鸡块不多；一盆清炒豆芽；一盆西红柿鸡蛋汤。主食是馒头。
马广德、许红梅等人陪着，吃得小心翼翼，味同嚼蜡。
我叫过来的几个当班的老工人，起初有些拘谨，但见我主动给他们夹菜，问他们家里情况、工资能不能按时发、孩子上学怎么样，话匣子慢慢打开，虽然依旧谨慎，但说的都是实情：工资拖欠是常事，医药费报销拖得更久，车间里很多设备老了，经常出毛病，影响产量和质量……
饭后离开时，我故意落在后面，把周平叫到一边。方云英、苗东方等一干人，都站在车旁等着，目光时不时瞟过来。我就是要这个效果。
“周主席，今天你的发言，很好，说了实话，也点了关键问题，对我很有启发。” 我和周平握着手，诚恳地说。
周平的手粗糙有力，他有些局促：“书记，您过奖了，我就是……就是说了点工人心里的实在话。”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最基本的原则，” 我用力握了握他的手，“调研就是要掌握实际情况。周主席，棉纺厂连着1400多个家庭，县委是真心想让厂子好起来的。我能看出来，你有些工作，做得不太顺，有阻力。以后有什么需要向县委反映的情况，或者遇到什么难处，可以直接到县委找我。”
周平听到这话，眼圈骤然一红，那双被岁月磨砺得有些浑浊的眼睛里，猛地迸发出一簇光亮，握着我的手也骤然收紧，微微颤抖着。他嘴唇嗫嚅了几下，喉结滚动，声音带着哽意，但异常坚定：“李书记……有您这句话，我……我们工人，心里就亮堂了，就有指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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