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话题拉回当前工作：“文东部长，这样，你再统筹协调一下。春节前，时间很紧了，但咱们还是要尽可能把县里主要的国有企业都走一遍，尤其是那十来个千人大厂。重点不是听成绩汇报，而是听真话，听困难，听基层干部和工人代表的想法。到时候通知一下分管工业的苗东方副县长，请他全程参与。”
“好的，李书记，我马上落实。”
“明天去高粱红酒厂！”
又闲聊几句，邓文东起身告辞，步履沉稳地离开了办公室。
门重新关上，室内恢复安静。我的目光落在档案材料上。我挪过那摞材料，开始翻阅。
内容确实丰厚，目录清晰。第一部分是县直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第二部分是乡镇领导班子成员，第三部分，也是厚度最大的一部分，是全县四十七家县属国有（集体）企业的领导班子成员档案汇编。我看了看旁边的“曹河县国有企业经营状况概要（1992年度）”。
我先快速浏览了那份概要。数字冰冷而刺目。整个曹河县，职工人数超过三千的“巨无霸”国企仅有一家——曹河酒厂；超过两千人的有两家；超过一千人的则有七家。这十家企业的在职职工总数，就占了全县国企职工的近四成，利税总额更是举足轻重。其余的三十七家，规模虽小，但多数也面临着设备老化、产品滞销、负债经营的困境。
“十家定乾坤，三十七家添烦忧”，我脑海中闪过这个判断。曹河的国企改革，成败关键，无疑系于这前十家，怪不得市里不让动曹河的国有企业，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接着，我开始仔细翻阅人事档案部分。样本量足够大时，一些普遍性的特征便浮现出来。绝大多数干部，尤其是企业干部的“最高学历”一栏，填的是“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偶尔有“中专”，而“大专”及以上者凤毛麟角。
这清晰反映出，前些年国家分配来的大中专毕业生，很少能进入这些县属国企的管理层核心，大多在技术岗位或基层科室。
寒门子弟苦读跳出农门，来到县城，却往往在复杂的人情网络和论资排辈的国企文化面前止步，难以真正成为决策层面的“贵子”。
这不仅是人才的浪费，更是企业缺乏创新活力、管理僵化的深层原因之一。
“必须打破这种局面，”我暗自思忖，“要推动一批有专业背景的大学生，走向企业领导岗位，哪怕先从副职干起。”
翻到棉纺厂领导班子部分，厂长马广德那张标准的证件照映入眼帘。照片上的他面容肃穆，目光平视，中山装扣得一丝不苟，浑身散发着一种近乎刻板的“正气”。
仅从面相看，谁也无法将这张脸与“腐败”、“渎职”直接挂钩。我心中冷笑：果然是“道貌岸然”四个字的最佳注脚。
而党委副书记许红梅的履历则相对简单：父母都是普通农民，本人最初是棉纺厂一线女工，后来嫁给了县造纸厂一名中层干部，再之后便是从厂工会、宣传科一步步升至党委副书记。
履历本身看不出惊人之笔，但一个毫无背景的女工，能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跻身于曹河最大国企之一的党委领导岗位，这绝非仅靠“苦干实干”就能解释。这其中必然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过人之处”，或是机缘，或是手段，或是某种特殊的“交换”。
时间在翻动纸张的沙沙声中悄然流逝。其间，又陆续有四五位县直部门负责人前来汇报工作，多是礼节性拜访和初步沟通。我将更多精力放在了对这些档案材料的消化上。一天下来，虽然尚未完全吃透，但曹河县几个主要家族在政界、国企关键岗位上的分布脉络，已在我心中勾勒出一幅更为清晰的图谱。
尤其是一个发现让我有些意外：曹河酒厂的现任管理委员会主任，竟然是钟毅书记的本家侄子，名叫钟建。
就在我看着钟建的档案，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响了起来。
我接起电话：“喂，我是李朝阳。”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沉稳磁性的声音，带着东原地区特有的口音韵味：“朝阳啊，忙不忙？方不方便说几句？”
是市委组织部部长，屈安军。我的精神微微一振。这个时间点打来，又用了如此正式的开场白，我心中大概有数了——关于吕连群调任曹河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的事，市委组织部的部务会，应该已经有了结果。
“屈部长啊，您指示，我方便。”我坐直身体，语气恭敬。
屈安军在电话那头的声音不疾不徐，带着组织工作特有的严谨：“朝阳啊，刚刚部务会开完，原则性通过了吕连群同志调任你们曹河县委常委的相关事宜。程序上走得比较顺利，相关部门都是按于书记的指示加急办理的。政法委那边，尚武书记也已经签字同意备案了。”
他略微停顿，似乎是在翻阅什么，然后继续道：“于书记那边，我也专门做了汇报。于书记的态度非常明确，坚决支持。而且，于书记还特别交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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