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多时，周平有些拘谨地推门进来。他依旧穿着工装，里面裹着一件棉袄，显得整个人看起来颇为臃肿，双手似乎有些无处安放，下意识地在裤腿上蹭了蹭。这个细节很小，但我注意到了。
我打量着他。作为厂工会主席，算是厂领导，就算棉纺厂效益再差，前些年总该有些积累，不至于穿得如此朴素。是个人习惯节俭，还是……另有什么原因？
“周平同志实在不好意思，昨天临时有事，坐下说。”我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语气平和。
周平笑着点了点头，小心地在椅子边缘坐下，腰板挺直，显得有些紧张：“李书记，您日理万机，打扰您的工作了。”
“是我找你来的，谈不上打扰。”我笑了笑，“周主席，放松嘛，咱们啊，就是随便聊廖。怎么样，市审计局，已经正如到你们厂了。”
“哎，昨天，昨天下午到的。李书记，我……我正想向您检讨。上次工人……情绪激动，采取了不恰当的方式，给县委、县政府，特别是给市委于书记的视察，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我作为厂工会主席，没有提前做好工人的思想疏导工作，事发时也没有能力有效劝阻，事后……也没有及时向组织说明全部情况，我有责任，我向您，向县委检讨。”
他语气诚恳，带着自责。
我看着他的眼睛，问道：“周平同志，上次的事，经过公安机关调查，认定不是你组织煽动的。这个结论，县委尊重。但我问你，你事前是否知道工人们有计划要采取围堵路线的行动？”
周平抬起头，眼神坦荡，但带着无奈：“李书记，我……我知道一些风声。有几个老工人，跟我发过牢骚，说要去路上拦车，要讨个说法。我劝过他们，说这样解决不了问题。但他们……情绪很大，听不进去。我知道这样做不对，也没有及时向厂党委和上级报告。”
我点点头。他没有完全推脱不知情，承认了“知道风声”和“劝阻不力”，这个态度是实在的。在那种情况下，一个工会主席，面对群情激愤的工人，有时候确实力不从心。
“嗯，情有可原。”我缓缓说道，“工人要吃饭，要发工资，这是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啊。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情绪激动，采取一些过激行为，虽然错误，但根源还是要找到，要解决。堵不如疏。周平同志，今天找你，不是要追究你上次的责任。主要是想通过你，更深入地了解一下棉纺厂的实际情况。棉纺厂搞到今天这个地步，债务堆积如山，亏损越来越严重，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
周平听我这么问，脸色变得凝重起来，他搓了搓手，像是在组织语言。“李书记，要说棉纺厂为什么亏损这么严重……这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它是个综合问题，是多年积累下来的。”
“不着急，慢慢说。三句五句说不清，就十句八句。今天时间充裕。”我端起茶杯，示意他继续。
周平开始说道：“首先，从大环境说。大概从八十年代末，八八、八九年往后吧，纺织行业的竞争就明显加剧了。南方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上得快，设备新，机制活，成本低。我们厂是老牌国企，规模大，负担重，就像一艘大船，掉头慢。在体制机制上也不灵活，很多决策要层层审批，跟不上市场变化。所以效益就下滑，九一年、九二年，亏损就越来越明显了。”
“这是外部原因。内部呢？”我追问。
“内部……”周平顿了顿，“设备老化是个大问题。我们的很多纺机、织机，还是六七十年代，甚至更早的。效率低，能耗高，生产出来的坯布，质量不稳定，档次也上不去。市场上同类产品多，我们的没优势，价格卖不上去，就积压。库存越压越多，资金就转不动。然后……为了回笼一点资金，这些积压的产品，很大一部分最后都只能……按残次品或者等外品的价格，亏本处理掉。”
我听着，心里一动。在省委党校学习时，听省里经侦部门的同志讲过一些案例，有些国企负责人，就是通过“将正品当残次品低价处理”，再与外部勾结，套取差价，中饱私囊。棉纺厂是否存在这个问题？
“周平同志，”我放下茶杯，“设备老旧，可能影响产量和效率，但按理说，只要工艺和原材料控制得好，对产品质量的影响，不应该是决定性的吧？怎么会有那么大比例的‘残次品’需要处理？这个质量评定，是怎么个程序？”
周平脸上露出一丝苦笑，也带着点无奈：“李书记，这个……我主要管工会，对具体的质量评定和销售环节，介入不深。质量评定，有技术科、质检科的一套流程，最终销售定价，是供销科和厂领导定的。他们说产品有瑕疵，达不到正品标准，或者市场不接受，只能降价处理，我们下面的人也……不太好说什么。反正，最后账面上，就是亏损。”
我点点头，没再继续深问这个点，转而问道：“还有其他导致亏损的原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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