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平和杨卫革落在后面，就小声道：“这样下去不行啊……”马广德背着手，停下脚步扭过头看着周平：“周平同志，你是工会主席，代表工人，但同时也是厂党委委员，代表组织。你也是从生产一线干上来的，你说说，该怎么转型？怎么改革？只靠技术改造，难道改了之后销路就一定能打开吗？你看市棉纺厂，投入大几百万又搞技改，到现在怎么样？一样的发不出工资来，包袱不比咱们轻吧？他们的日子比咱们还难过！”
说完，他背着手，独自转身往办公楼走去。
这时，财务科的王科长拿着一摞材料，快步从办公楼里走出来，看到马广德，连忙迎上来：“马书记，正找您呢，有点事汇报。”
马广德站在三楼走廊，看了一眼空旷寂寥的厂区，以前这里是车水马龙，机器轰鸣，现在却是门可罗雀，只有寒风在空旷的车间之间穿梭呼啸。他心情有些烦躁，说道：“办公室说吧。”
到了办公室，房间里有些清冷。他伸手拂了拂头上为数不多的头发，看着财务科长和许红梅，主动问道：“谈一谈吧。王科长，许书记，审计那边什么时候给我们交换意见？”
王科长脸上有些忧色，说道：“估计要正月初十左右他们才上班，但我和他们一个同志联系上了，他们审计提了一个很关键的意见，就是咱们的产品，残次品率……太高了。他们觉得这里面可能有问题。”
马广德早就料到会是这个结果，并不慌张，直接问道：“他们具体是怎么提的？”
“他们说，咱们的产品，为什么不合格品率这么高？而且，很多被判定为残次品的产品，实际上外观和基本质量并没有太大问题，却以极低的价格处理掉了。他们怀疑这里面有猫腻。”王科长小心翼翼地汇报。
马广德冷哼一声，说道：“你把产品评定为残次品，都有厂长办公会的会议纪要！哪一个车间产的，哪一个批次，什么原因，会议记录上写得清清楚楚！”
许红梅语气带着不满，说道：“都是集体决定的，哪家厂没有这个问题？”
马广德道：“这个事儿，在开会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讲过，这么干有风险！但是，之前的这些产品，如果说质量上真有什么大问题，那确实没有。可厂里为什么评定为残次品？很简单嘛！不评定为残次品，价格就不能下降，价格不下降，产品就没有竞争力，这些产品就要在仓库里积压、发霉！到最后，损失更大的还是国家！交换意见的时候，我可以给他们解释清楚。如果县委、县政府认为这个决定有问题，那也不是我马广德个人的问题，那是整个棉纺厂厂长办公会集体决定的！要承担责任，厂领导班子每个人都有份！”
以“领导集体决策”代替“个人决策”，是领导干部规避责任的常见套路。马广德深谙此道。将一些合格或轻微瑕疵的产品，打上“残次品”的标签，然后才能低价或者打折出售，甚至私下处理。这样，产品虽然卖出去了，账面亏损也做出来了，但其中的差价和回扣，却流进了某些人的口袋。连续三年，棉纺厂生产的产品，有接近百分之四十被划为“残次品”，这个比例高得离谱。
王科长见马广德如此底气十足，觉得可能自己多虑了，但心里还是不踏实：“马书记，道理是这个道理，可是这比例……审计那边恐怕不好过关啊。”
马广德摆摆手，显得胸有成竹：“是这样，县里一直催着我们把外面的欠款追回来。有供应商和其他厂欠我们的钱，我会亲自想办法去追，估计能追回来两三百万。有了这笔钱，再加上那块土地的抵押贷款能下来，咱们厂，就又有点活水了，又能缓过气来了嘛。”
许红梅在一旁听着，适时地问道：“老马，外面欠款都欠了那么久了，能追回来吗？”
马广德心里冷笑，马广德一点拨，他早就盘算好了。
县里无非是求财，怕国企垮了，工人闹事。这个时候，自己把以前吃的回扣，让那些合作的企业退一部分出来，再让这些企业以“偿还拖欠货款”的名义，把钱打回厂里账户。这样，厂里账户上就有了“真金白银”的进账，审计那边对“残次品”的质疑，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是为了快速回笼资金，盘活资产。只要审计查不出他个人贪污受贿的直接证据，只要厂里账上有了钱，能维持基本运转，县里就不能把他怎么样。关键是西街村的事，他自信能撇清——借钱给苗树根，是“顾全大局”。
王科长将信将疑地走了。许红梅关上门，压低声音道：“你也真是……这钱说给就给了？那可是……”
马广德点上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神有些阴沉：“一部分，是我让几个合伙的老板退出来的。另一部分，是我找人借的。没办法，红梅，现在这个坎，必须过。只要审计不出大问题，厂里账上有了钱，能发出工资，县里就不能拿我怎么样。关键是西街那摊子事，我能说得清楚。我跟定凯已经说好了。今天晚上，他本来是要和家里吃饭的，都答应和我们见面了。看看定凯怎么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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