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云英并不着急回答，而是拿着笔一直在做记录，马上要去二线了，这么棘手的工作，想着推出去，那是不支持县里的工作，自己说了也不算，也不愿意多说。如实的记录下来，给主要领导反馈，怎么决策，就是领导的事情了。
彭树德也参加了会，只是如今作为方云英的丈夫，看着方云英坐在马定凯旁边，两人时不时的还交流几句，心里颇为不是滋味。
只是这个场合，自己倒压力不大，机械厂和其他几个厂都不一样，机械厂的门槛高，有一定的技术壁垒，不像副食品厂和砖窑厂这些单位，没什么技术含量，几个胆子大的人一商量说干也就能干了，竞争也就大了一些。
马定凯看大家的情绪略有激动，就主动道：“大家有事说事情，就是要充分发表意见嘛，大家放心，觉得哪里不合理啊，都可以提出来，虽然啊，这里面的有些条款，我也认为太过极端了，但是大家完全可以提出来。”
马定凯这几句话，就是相当于挑明了，这个方案自己和方云英副县长也不认同，但是官大一级压死人，没办法。大家有意见该提就提。
马广德抽着烟，很是淡定的在桌子上抖了抖烟灰，看了一眼方云英，又看看列席的几位副县长，依然是带着情绪：“不是我要给组织唱反调，是咱们党历来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我觉得，这个方案完全不符合曹河县的实际情况，根据各家企业的不同情况，必须要分类指导，区别对待！给我们这些厂一个缓冲期。这样，既体现了县委县政府推进改革的坚定决心，也给了企业喘息和转型的机会，职工群众也更容易理解接受。不然，压力太大，弦绷得太紧，容易断啊！”
马广德这番话，说得颇有水平，既表明了拥护改革的态度，又巧妙地用“实事求是”、“稳定大局”、“职工理解”这些大帽子。
此话一出，现场好几个经营困难的企业负责人都在点头附和，觉得陈友谊说出了他们的心声，而且说得比他们自己说更有道理，更站得住脚。
“马厂长这话在理。”砖窑总厂的书记是个老资格，慢悠悠地开口，他厂子的红砖也卖不过乡镇的小窑厂，“现在市场竞争多激烈？政策变化也快。咱们国有企业，跟那些个体户、私营老板能比吗？他们要负担这么多退休工人的医药费、养老金吗？要承担这么多社会职能吗？光盯着利润表看，不看看我们背后扛着多少东西，这不公平，也不科学。再说了，经营企业，市场有风险，谁能打包票连续三年都盈利？万一遇到个市场波动，政策调整，或者像我们砖窑厂，遇到个体企业越来越多，生产受影响，亏了，难道就要把书记厂长都撤了？那以后谁还敢当这个家？有点风险的事谁还敢拍板？大家都明哲保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企业还谈什么发展？干脆关门算了！”
“就是嘛！”又有人附和，是农机公司的一个经理，“现在从上到下都鼓励发展民营经济、乡镇企业，人家政策多灵活，税收有优惠，贷款也好贷。我们国企呢？设备是老的，负担是重的，人是多但是干活的又有几个，各种条条框框限制得死死的。县里不想着怎么帮我们解决实际困难，松绑放权，反而弄出这么个‘紧箍咒’往我们头上套，这不是雪上加霜吗？”
“对啊，这完全是打击积极性嘛！”
“这么搞，谁还愿意担责任？干脆混日子算了！”
“就是，干得好是应该的，干不好就下课，那还不如不干，少干少错！”
议论声渐渐大了起来，会场里显得有些嘈杂。矛头似乎都集中在了方案里那条“三年调整”的硬杠子上。
这些厂长书记们，在各自企业里都是说一不二的人物，习惯了支配和掌控，何时受过这种“末位淘汰”的明确威胁？
此刻同病相怜，情绪很容易就被点燃、被放大。马广德仰着头，嘴角很是不屑的看着台上的几个领导，似乎个个都耷拉着脑袋，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方云英安静地听着，脸上看不出什么特别表情，只是偶尔拿起笔，在面前的笔记本上记录一两句。她太了解这些“老国企”了。
在曹河工作这么多年，跟这些厂长书记打交道是常事。这些人，哪个不是在企业里摸爬滚打几十年，从技术员、车间主任一步步上来的？哪个没有点真本事，也哪个没有点自己的脾气和算盘？
他们说话直来直去，甚至有些粗粝，但你不能简单地把他们当成一般干部来训斥。
等大家说得差不多了，声音渐渐低下去，目光重新聚集到她身上时，她才放下笔淡淡开口。
“开会就是说事嘛，吵架你们能吵的过我？广德同志，友谊同志，还有刚才发言的几位同志，”她目光平稳地扫过刚才发言的几个人，“大家提意见，反映困难一条一条说嘛。乱糟糟的，我是一句也没听清楚。”
此话一出，底下的一众国企领导顿时就泄了气。合着大家扯着嗓子叫了半天，领导一句也没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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