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云英并不着急回答,而是拿着笔一直在做记录,马上要去二线了,这么棘手的工作,想着推出去,那是不支持县里的工作,自己说了也不算,也不愿意多说。如实的记录下来,给主要领导反馈,怎么决策,就是领导的事情了。
彭树德也参加了会,只是如今作为方云英的丈夫,看着方云英坐在马定凯旁边,两人时不时的还交流几句,心里颇为不是滋味。
只是这个场合,自己倒压力不大,机械厂和其他几个厂都不一样,机械厂的门槛高,有一定的技术壁垒,不像副食品厂和砖窑厂这些单位,没什么技术含量,几个胆子大的人一商量说干也就能干了,竞争也就大了一些。
马定凯看大家的情绪略有激动,就主动道:“大家有事说事情,就是要充分发表意见嘛,大家放心,觉得哪里不合理啊,都可以提出来,虽然啊,这里面的有些条款,我也认为太过极端了,但是大家完全可以提出来。”
马定凯这几句话,就是相当于挑明了,这个方案自己和方云英副县长也不认同,但是官大一级压死人,没办法。大家有意见该提就提。
马广德抽着烟,很是淡定的在桌子上抖了抖烟灰,看了一眼方云英,又看看列席的几位副县长,依然是带着情绪:“不是我要给组织唱反调,是咱们党历来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我觉得,这个方案完全不符合曹河县的实际情况,根据各家企业的不同情况,必须要分类指导,区别对待!给我们这些厂一个缓冲期。这样,既体现了县委县政府推进改革的坚定决心,也给了企业喘息和转型的机会,职工群众也更容易理解接受。不然,压力太大,弦绷得太紧,容易断啊!”
马广德这番话,说得颇有水平,既表明了拥护改革的态度,又巧妙地用“实事求是”、“稳定大局”、“职工理解”这些大帽子。
此话一出,现场好几个经营困难的企业负责人都在点头附和,觉得陈友谊说出了他们的心声,而且说得比他们自己说更有道理,更站得住脚。
“马厂长这话在理。”砖窑总厂的书记是个老资格,慢悠悠地开口,他厂子的红砖也卖不过乡镇的小窑厂,“现在市场竞争多激烈?政策变化也快。咱们国有企业,跟那些个体户、私营老板能比吗?他们要负担这么多退休工人的医药费、养老金吗?要承担这么多社会职能吗?光盯着利润表看,不看看我们背后扛着多少东西,这不公平,也不科学。再说了,经营企业,市场有风险,谁能打包票连续三年都盈利?万一遇到个市场波动,政策调整,或者像我们砖窑厂,遇到个体企业越来越多,生产受影响,亏了,难道就要把书记厂长都撤了?那以后谁还敢当这个家?有点风险的事谁还敢拍板?大家都明哲保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企业还谈什么发展?干脆关门算了!”
“就是嘛!”又有人附和,是农机公司的一个经理,“现在从上到下都鼓励发展民营经济、乡镇企业,人家政策多灵活,税收有优惠,贷款也好贷。我们国企呢?设备是老的,负担是重的,人是多但是干活的又有几个,各种条条框框限制得死死的。县里不想着怎么帮我们解决实际困难,松绑放权,反而弄出这么个‘紧箍咒’往我们头上套,这不是雪上加霜吗?”
“对啊,这完全是打击积极性嘛!”
“这么搞,谁还愿意担责任?干脆混日子算了!”
“就是,干得好是应该的,干不好就下课,那还不如不干,少干少错!”
议论声渐渐大了起来,会场里显得有些嘈杂。矛头似乎都集中在了方案里那条“三年调整”的硬杠子上。
这些厂长书记们,在各自企业里都是说一不二的人物,习惯了支配和掌控,何时受过这种“末位淘汰”的明确威胁?
此刻同病相怜,情绪很容易就被点燃、被放大。马广德仰着头,嘴角很是不屑的看着台上的几个领导,似乎个个都耷拉着脑袋,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方云英安静地听着,脸上看不出什么特别表情,只是偶尔拿起笔,在面前的笔记本上记录一两句。她太了解这些“老国企”了。
在曹河工作这么多年,跟这些厂长书记打交道是常事。这些人,哪个不是在企业里摸爬滚打几十年,从技术员、车间主任一步步上来的?哪个没有点真本事,也哪个没有点自己的脾气和算盘?
他们说话直来直去,甚至有些粗粝,但你不能简单地把他们当成一般干部来训斥。
等大家说得差不多了,声音渐渐低下去,目光重新聚集到她身上时,她才放下笔淡淡开口。
“开会就是说事嘛,吵架你们能吵的过我?广德同志,友谊同志,还有刚才发言的几位同志,”她目光平稳地扫过刚才发言的几个人,“大家提意见,反映困难一条一条说嘛。乱糟糟的,我是一句也没听清楚。”
此话一出,底下的一众国企领导顿时就泄了气。合着大家扯着嗓子叫了半天,领导一句也没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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