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子监。
课堂上一个学子突然打断了夫子的话，开口道：
“夫子，学生并不是对您不敬；实在是有句话不吐不快。
您说商税在大宋大行其道，所以才能使宋朝繁荣富庶、商业发达、农民负担轻。
学生却不这样认为。
商税之害，猛于苛政。
如今我大明一货一人，税而又税，敲骨吸髓，夫民早已不堪其负也。
学生以为：
商税者，正是大宋积贫积弱的祸根！”
上首的夫子见有学生反驳自己，并没生气，反而开口道：
“范鲤，我大明几乎没有收商税，所以所以的税负只能加诸到升斗小民身上。
这种‘舍越殷强，首先贫弱’式的搜刮，避开了身价最丰厚的豪商，反而对小民进行重敛。
这样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不正是流寇四起的原因嘛！”
范鲤不等老先生说完，立马打断道：
“士农工商，各有缘法。
夫子不能用对待农夫的手段，来妨害商贾吧。”
说完这一句，他对着身后的同窗慷慨激昂道：
“大宋太远，学生想谈一谈不远之前的万历朝。
当时商税之祸，各位同窗的祖父辈都是亲历：
矿监四起，祸流四海。
商税之害，不在困商，而在困民。
东林前代魁首景逸先生曾有言：
夺民之财，非生财之道也；生财之道，生之，节之，两端而已。
陛下爱珠玉，人亦爱温饱！
夫子，学生说的难道有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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