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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月份的时候，确切地说是六月中下旬到七月初，我差一点就和吴晓夕去领证结婚了。不过事情发展到最后，不但没结成婚，反而造成了我们之间的分别。
起因是五月初和吴晓夕的几次“活动活动”时，因为没有避孕套，而我又懒得去买，她告诉我那几天是安全期，我便轻信了她的话。结果，“结果儿”了。我的意思是，六月上旬，吴晓夕过了日子，却没有来例假，她自信地说可能是最近工作比较繁琐，导致的月经不调。我又信了她的话。又过了一周，她还没来，于是便有些慌了，她让我去给她买验孕试纸。
我从来没买过这玩意儿，虽然最近一年多我已经逐渐敢于和陌生人说话了，但那也只是趋于常规的问题。即便我已经23岁了，但是我对这些事情还是有些抹不开面子的。吴晓夕说，都是你造的孽，你不出头谁出头？
没有办法，我只能硬着头皮走进一家药房。穿着白大褂售货员大妈问我要买什么。我说我来一包口罩。她又问我要什么样的口罩。我说最普通的就行，能挡住脸就可以了。她给我拿了一包普通的医用口罩，我结完账之后取出一只，遮住了脸，然后对售货员大妈说，您再给我拿一盒验孕试纸。她他妈的居然笑了，毫不掩饰地讥笑我。我能感觉出自己的面红耳赤，鼻子在口罩下几乎喘不过气，不得不张大嘴呼吸。她问我要什么样的试纸。我说这玩意儿还分种类吗？她拿出几个不同品牌的验孕试纸，摆在台面上，说，你自己看吧。我说，我哪儿懂这个呀，您随便给我拿一个吧，管用就行。她给我挑了一个最贵的，开了小票让我去结账。等我拿着“昂贵的”、“管用的”验孕试纸走出药房，身后发出一阵哄笑。我夹着尾巴跑下台阶，结果因为口罩挡着脸，没有注意到脚下，被半截砖头绊了个跟头，把手掌搓破了。我愤怒自己的无能，骂了一句“操他妈的”，把口罩摘下，狠狠地扔到了一边。我知道家里没有消毒的药剂，只能再次折返回药房，在几个白大褂充满嘲意地注视下，买了一小瓶碘伏和一包棉签，并且当着她们的面，将自己手上擦破的地方都涂上一层碘伏，手掌上仿佛打翻了酱油瓶子一样。
回到家后，吴晓夕看见我的手上有黄褐色，问我怎么了。我说我他妈摔了个大马趴，直接就在药房买了一瓶碘伏擦了。吴晓夕笑着说，你怎么那么笨呀？我说我不是笨，我是着急想要知道结果。吴晓夕说，现在着急管什么用，反正也不差这一天两天了。我说，早死早托生。吴晓夕拉起的我的手，轻轻吹着手掌，问我，现在还疼吗？我说，不疼了，你快去试试吧。吴晓夕说，最好是晨尿，还是等明天吧。我说，没事儿，反正一盒里有好几个，你先拿一个试试。吴晓夕娇笑着，从盒子中取出一支验孕试纸，走进了厕所。我跟了过去，她把门关上，我在门外焦急地等着，就像是在产房外等待产妇的丈夫一样焦急。与准爸爸不一样的是，他们希望得到母子平安的消息和确定自己孩子的性别，而我则丝毫没有做爸爸的思想准备。虽然之前小小毛也管我叫过爸爸，我确实也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但是当我在23岁真的有机会得到一个亲生孩子的时候，居然有些恐惧。这种恐惧不只是依附在皮毛之上的，它直击灵魂、深入骨髓，仿佛一张巨大的黑帐从天而降，盖在我的头上、身体上，就像蛛丝一样粘在身上，我的躯体和灵魂全都被它笼罩在内，无法逃脱，令我不禁寒颤连连。
这种莫名的恐惧并没有控制我很长时间，便被吴晓夕举着的白纸条上的两道红杠转移走了。那张无形的黑帐从我的周身飘起，蜷缩成一个黑色的石球，一下子撞击进我的心脏，变成了压在我心上的一块石头。这种让我呼吸困难的压迫感比灵魂和骨髓中的恐惧感更加令人难以承受。
吴晓夕委屈巴巴地看着我，说：“怀了。”
我拍了拍脑袋，后悔地说：“我应该多买几种试纸，万一这个要是不准呢……你明天早上起来再试试，用晨尿。”
吴晓夕幽幽地看了看我，说：“估计不会有什么变化。”
我闯进厕所，从洗手池边上拿过验孕试纸，抽出一支，说：“你出去，我试试，万一我要也是两道杠呢。”
吴晓夕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哥们儿，你要是也能尿出两道杠来了，那可真是牛了逼了。”
“你先出去。”
“不，我就要看着你验。”她不仅没往外走，还站到了马桶侧面，扬着眉，笑着抬手示意我脱裤子。
“你在边上我尿不出来，你先出去吧。”
吴晓夕咬着嘴唇，在我的屁股上重重地拍了一下，说：“等着你怀孕的好消息。”
我掏出家伙，一手把着它，一手拿着试纸，对准之后就是一顿滋，顾不得尿溅到我的手上和马桶周围。我心里知道，只可能会显示一道杠，不可能有两道杠。我总是这样，总是盼望着出现一些完全不可能的奇迹。我突发奇想，会不会出现三道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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