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营都设有“提督内臣（宦官）”或“坐营内臣”，另有武臣及坐营官、司官、把总。
神机营还设有“监枪内臣”。京军三大营兵多用于朝廷的重大军事行动，平时扞卫京师。
朱棣对北部边防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和改造，不仅使边防指挥系统和沿边兵力部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使北部边防的攻防组合得到改善。
在此基础上，以京军为后盾的分地防御的边防格局初步形成。
朱棣注意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认为“家给人足”、“斯民小康”是天下治平的根本。
他大力发展和完善军事屯田制度和盐商开中则例，保证军粮和边饷的供给。
派夏原吉治水江南，疏浚吴淞。在中原各地鼓励垦种荒闲田土，实行迁民宽乡，督民耕作等方法以促进生产，并注意蠲免赈济等措施，防止农民破产，保证了赋役征派。
通过这些措施，永乐时“赋入盈羡”，达到有明一代最高峰。
永乐三年（1405年），全国税粮石，这是连续第三年保持在三千一百万石以上的税收，按照当时不足一千万户的民户统计，每户平均纳税超过三石。
此外从永乐元年起军卫屯田的收入也达到高峰石，加上民户交纳的税粮，平均到当时人口，人均超过一石。
在永乐二十二年间，“税粮总入达691，312，600石，平均岁入超过三千三百万石，而且总的趋势是增长的，这是有明一代的颠峰时期。”
朱棣为保证北京粮食与各项物资的需要，于永乐九年疏浚会通河，永乐十三年（1415年），因原本淤塞的大运河会通河段全面疏浚，明朝停止海运，改由大运河漕运，由陈瑄负责，驻节淮安。
从此，长达1794千米、沟通五大水系、跨越十个维度的大运河迎来了历史上的辉煌期，成为明代都城北京赖以生存的生命线。
《明史》记载：“明成祖肇建北京，转漕东南，水陆兼挽，仍元人之旧，参用海运。逮会通河开，海陆并罢。南极江口，北尽大通桥，运道三千余里。”
当时，江南漕船沿大运河抵达淮安后，须通过陆路运输翻过河坝，再经淮河抵达清河，既辛苦又花费巨大。陈瑄自淮安城西管家湖起，开凿二十里河渠，命名为清江浦，将湖水导入淮河，并修筑四座闸门，定时启闭，大大节省了挽运之苦。
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为标榜文治，命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人，广采天下书籍，分类编辑成书，不厌浩繁。
第二年冬便编成了一部大型类书，朱棣命名为《文献大成》。
但朱棣仍嫌此书简略，又命姚广孝等人重修，自有书契以来，凡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各书无不包罗。
永乐五年（1407年），书成，朱棣赐名《永乐大典》。
这是一部规模空前的大型类书。
全书卷，其中仅目录就有16卷，共册，总计约三亿七千万字。
自先秦至明初，所引书七八千种之多，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极为珍贵。
收录入《永乐大典》的图书均未删未改，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比十八世纪中叶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要早300多年。
明成祖利用科举制及编修书籍等笼络地主知识分子，宣扬儒家思想以改变明初嗜佛之风，选择官吏力求因才而用，为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朱棣在位期间，一方面严厉整顿和限制佛教，完成了对明代整顿和限制佛教政策的补充和完善，另一方面又大力对之加以提倡和保护。
朱棣对佛教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对他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维护国家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对佛教整顿和限制政策也为后朝所沿用，影响深远。
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明成祖朱棣在靖难之役后，成功地登基为帝，他认为是真武大帝保佑了他。
于是开始史无前例地大修武当，费时十二年之久，在武当山建成了9宫8观，72岩庙等33处大型建筑群。
建筑面积达160万平方米，还修成39座桥梁，12座亭台，形成了明代诗人洪翼圣所说的“五里一庵十里宫，丹墙翠瓦望玲珑，楼台隐映金银光，林岫回环画境中”的宏伟景象。
此外，还铺砌了全山的石道，使整个武当山成为一座真武道场。
据说当年武当山最鼎盛时，道士曾达到2万之众。
道观殿阁与山色风光浑然一体，使武当山成为一片幽深神奇的道教世界。
在华夏众多的名山之中，如此大规模地规划和建造雄伟的建筑群，除武当外绝无仅有，在世界上也极为罕见。
朱棣崇奉真武神，大修武当山宫观，扶植武当道教，这是明史和中国道教史上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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