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怀这次得授枢密使，并以司空持天子符节开府，名义上说是为方便统领诸路兵马渡淮北伐，却也是大越立朝一百六十多年难得一见的盛举，远非以往朝堂重臣加授这些虚衔能及。
先是周鹤等朝堂重臣上表奏请加封，绍隆帝下诏朝堂百官集议，上表奏请者甚众，绍隆帝顺应民心加授，徐怀以勋功微薄辞谢；再加再辞，最终于五月十八日嘉吉之时，于集英殿文武百官面前举行授节开府典礼。
除了徐怀以枢密使、京襄制置使、司空持节开府外，司空府下辖主簿厅、长史院、司马院与正式升格一级院司的军情参谋司，分别以韩圭、史轸、徐武碛、陈子箫四人为首，也分别加授枢密直学士、通奉大夫、枢密院都承旨及宣威将军、州刺史等荣衔散阶。
徐怀率史轸、徐武碛、陈子箫、韩圭等司空府主要将臣，在大殿之上接受文武百官朝贺时，绍隆帝坐在御案后的龙椅之上，脸色阴沉得快要能拧出水来。
授节开府典礼过后，紧接着又下诏册封萧林石为西燕郡王，许以在邛崃山以西，于大渡水与雅砻江之间立国，国都定于打箭炉，授石海为国相、萧燕菡为郡主，萧纯全为国世子。
之后逃京之变案也陆续审结。
汪伯潜、汪修涵父子、晋庄成、晋玉柱父子及罗楠光等五人以谋逆罪为首恶处以斩刑，汪、晋、罗之九族（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连坐，包括妇孺在内，总计三千余众皆流充西燕郡国。
钱尚端、张辛二人以串谋罪论处，其本人及三族（父、兄、子）连坐，一百二十口流充西燕郡国。
高纯年以不察盲从罪论处，免受极罚，革除尚仆射、昭文阁大学士等职衔，除郡公爵，贬为黎州团练副使；念其年迈，许闲居襄阳闭门思过。
除此之外，内侍省大小官员二十一人以蛊惑、参与谋逆罪处以斩刑，低级宫侍、宫女两千余众放归，有差遣职司者二百余人亦判流弃西燕郡国。
之后下诏裁撤淮西制置安抚使司，庐、舒、和三州并入江南东路，监司迁建邺，刘衍以枢密副使出任制置安抚大使。
五月二十八这天，荆州水师对建邺及以西长江水道进行封锁，三百余艘舟船组成庞大的船队，从建邺城北侧的秦淮河马汊口扬帆启航，载着绍隆帝及妃嫔、皇子、齐王赵寅、缨云公主以及文武百官及家小，皇城司所属官吏、禁卫武卒六千余众，还都襄阳。
建继帝迁都建邺之时，保留襄阳留京的地位，除了建继帝当时所居的皇宫，两府以及监寺部院衙署都予以保留外，周鹤、钱择瑞、朱沆等主要的朝堂文武官员在襄阳皆有府邸私宅。
在文横岳任襄阳留守期间，还主持修建了总长近六十里的外廓城墙，将汉水以南的襄阳城依山川地势扩到十三四里纵深，整体要比未经扩建的建邺大出三四倍。
建继帝在生前，也一直视迁都建邺为权宜之计，更多想着有朝一日能还都襄阳，以襄阳为基推动北伐、收复中原的大业。
这也是徐怀在说服周鹤、钱择瑞等人之后，迁都阻力没有那么大、快速推进的关键原因。
进入五月之后，江淮、河淮全面进入汛季，特别是淮河沿岸受战事摧残，堤坝常年失修，入汛之后两岸，包括主要支系河流在内，皆是洪水泛滥——受淹区域不仅限制步骑通行，同时还因为淹水深浅难测，舟船也难以通过，对敌我双方来说都是不利于发动战事的，敌我双方也因此进入静默期。
徐怀也是从容不迫的亲自护送绍隆帝及文武百官迁回到襄阳。
襄阳这边除了潘成虎权知府事，徐忻出任兵马都监兼知襄阳县事，以及陈松泽、苏蕈等人执掌皇城司，负责宫禁及绍隆帝宿卫、贴身侍卫等事务外，朝堂之上以顾藩为尚书左仆射，实际执掌政事堂；钱择瑞继续以佥书院事具体负责枢密院的日常事务——徐怀虽任枢密使，但平时不常驻襄阳，根本无法兼顾枢密院的日常事务。
周鹤改任御营使，武威郡王赵翼以门下左丞兼礼部侍郎；乔继恩出任都知内侍省事，兼管齐王府与宫禁事务。
宁慈等人虽说一直以来都跟京襄（楚山）尿不到一壶里去，但并未参与“逃京之变”，没有其他明显的把柄，自然也是官居原职，共同维系中枢的运转。
襄阳作为京师，理论上就不再隶属于京襄路，转归中枢直辖，为弥补京襄路的财赋缺口，同时也是为了更好统筹安排桐柏山、淮阳山所涉到的州县防务安排，将随州、安州从荆湖北路划入京襄路。
除了蓟州从裁撤的淮南西路划出来，以及硖州划入荆湖北路外，徐怀还将完成围垸、垦屯的新蔡县划归鄂州。
对葛伯奕离开之后的荆湖南路的处置，除了将硖州划归荆湖北路、将荆州南四县划归荆州外，徐怀举荐朱沆以尚书左丞出任荆南制置安抚使。
一方面中枢除了朱沆等有限数人外，也没有其他人有足够的威望，去坐镇葛伯奕残留种种影响的荆湖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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