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困在蛇口中的我呆呆的看着前方的地面。
那里，一朵干枯了残缺得只剩几片瓣，皱得象纹纸，鲜艳时大概是刺梅样的小黄花，正被微风推着，从我视线的正前方向着我头顶方向，目光追寻不到的位置，滚动着漂移着。
感觉到有人将我从蛇口中连抬带拔的抱了出来。
感觉到串吊在蛇口中的腰部肌肉几乎快被拉断。
感觉到插在蛇头中的手臂似乎断了，被人捏着手腕拉出蛇头。
感觉到有人用装在瓶子里的某种变异动物血液慢慢灌进我口里。
有人在耳边轻声讨论：头部、脸上、四肢和最多着地的侧边身体，除了被搓爆了的冒着血翻着筋骨的皮肉，便是表面基本完好的深青紫色上点点块块的出血点的肉皮。腰部撕裂开的肌肉表面一层像被油炸过发泡样的烂肉，里面一层又像被浸染的发乌的冻肉。
伤的很难看，但伤得真的可能不算很重。
我感觉到战斗结束了，可以受伤、中毒、深度昏睡了。
困极了的我，陷入深度昏迷的我，被老爹背着回了十七楼。
整整七天。
这七天里，陈诚做了这辈子他都没做过的“大手术”。按他们的形容，就像翻肠子似的，将我腰部的伤口翻开，清洗、刮烂肉，缝合大血管、破损的肠子、器官、肌肉，切开皮肉摆正接好所有断裂的骨头。
在老爹的示意下，过程如何惨烈、恐怖都不要紧，只要缝补好放回原位就行。
这七天里，老爹将收到的全部的龟血、蛇血和切成一条条的龟肉、蛇肉，慢慢地不停地一小口、一小块地倒入、塞进我虽如植物人一样昏睡，可一旦有“好吃的”凑近，便自觉张开的嘴里。
这七天里，冯队他们一边帮着老爹照料我，一边在“做通”老爹的工作后，分前后两次抽了我两管血，交了差。
老爹说，战斗结束当天，冯队带领几名战士仔细的“打扫”了“战场”。他们将所有他们能够找到的红喷被打飞的碎肉、断牙、鳞片，甚至喷溅的毒液、血渍等等能收的都拣拾归纳于一个大蓝整理箱。
至于红喷的主躯干，他们帮着老爹连削带砍地将肉、血留给了我，让老爹护理昏迷的我时，一口口地全部喂给了我，只带走剩下的脑袋、蛇皮、蛇骨和部分尾尖。就连那条黑蛇，他们也将没被动过的部分切出来，只拿走了被鳄龟抓损、啃咬的地方。
至于对“任务”中碰到的此类东西应该首先、全部带回驻地的命令，战士们什么也没说，收拾收拾“残渣”，就抬着几个蓝色整理箱送回了军方驻地。
养伤期我在“睡梦”中不断“思考”，既为自己日后的“出路”和老爹的安危焦虑。也反思着自己在痛感回归之后，是不是太矫情了，太过于细致体会疼痛的“美好”了？
如果在红喷的第二喷或第三喷时，就忍着会喷一身的烧灼，不管不顾的扑上去，在体力“尚足”的时候进行这最后的搏杀，会不会没有这么大的伤损？
也许吧。但现实没有“倒带”的功能，没有游戏中让人总结经验重来一次的功能，只能庆幸自己活下来了。
我完全醒来的第二天，冯队又来了十七楼。
他带来的消息，并不美好。拿到血液的实验室没有得到“良性”、也没有明显“恶性”的检验结果，但依然对我极感兴趣。科学家们不仅想知道我醒来会有什么样的进步、变化。更有个“科学家”想知道，被我的“利爪”伤后会否和普通丧尸或变异丧尸一样的结果。
人家很有“道理”的说：如果要做为“同事”或战友，那就要确定这样近距离的接触，会不会有危险。当知道我的“利爪”并不能听从我随心的指令出现时，那位“一心为公”的科学家，提出可以用电击来“召唤”我的危机感。
我想杀人可不可以？！
马上离开已经不可能，冯队他们接到的命令不会允许。我已经引起军方某些“重要人物”的重视，“郑重”要求转移驻地实验室“居住”，为国家人民尽自己应尽的义务。
在老爹几次协商后，我们同意先住进学校营地，接受一定的营救搜寻任务，定期接受我们可以接受的“检查”。
老爹沉默着，在车子开进学校时，他突然轻声说：
“只要忍几天，相信我，不会再有什么‘检查’，不会让你落在那种人手里。”
回到营地，信息灵通的文姨母女直接找了上来。营地考虑我们是一家子，在询问了老爹和文姨母女后，给调整安排到一间屋里。
这间三楼的八人间宿舍只有我们一家。老爹和文姨睡靠窗的两个下铺，我和纤纤睡靠门的两个下铺。
我想单住或住到其他没住满的女人宿舍的想法，被老爹按下了。他恢复了在家时对我的不耐烦：
“一家人在一起互相有个照顾。住这儿你起码不用担心东西被别人动了、偷了，是吧。
你要是愿意，你文姨给你洗个衣服，叠个被，收拾收拾房间，不就不用你自己动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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