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唐五代的内容和本篇主题相去已远，这里不再展开，有关内容，在《文祸--人生识字忧患始》中，会有更详尽的介绍。）
永贞革新，正是唐王朝的精英集团们打击藩镇、宦官，力图复权于上的第一次重要尝试。
肃宗之后，是代宗，代宗之后，是德宗。德宗身故后，当了二十年太子的顺宗起用王伾诸人，力行新政。从理论上来说，这应该是得到全体皇族和士人支持的好事，但很遗憾，由于先天存在的诸多重大缺陷（在决策层，顺宗继位时就已中风，口不能言，在执行层，二王均非正人，尤其王叔文，常被指摘为有唐一代朋党之乱的始作俑者），永贞革新并未能团结起所有应该团结的力量，反而先激起了皇族间的内斗和朝臣间的恶斗，仅半年便告失败，顺宗被他儿子按照大唐开国以来的传统，升级作了太上皇，“二王刘柳”中，王伾忧愤而死，王叔文被赐死，刘禹锡外放连州刺史，未两月，再迁朗州司马（同期，柳宗元被贬永州司马，初中课本有选的《小石潭记》，就成文于这一时期。）并且，斥诏中还大书昭然“虽后更赦令不得原！”，可以说，从理论上来讲，除非宪宗早亡，他们的政治生命已到此结束。
在大唐放逐的疆界中，朗州（今湖南常德）已算是最外围区域之一，与其接壤的地方甚至还未行王化，即所谓“不毛”（说起来，那个“不毛之地”倒真是大大有名……“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
值得在这里指出的是，刘禹锡，乃至永贞群臣的流放，倒也算是种瓜得瓜，他们在当时得令的时候，表现的并不好，时人议论，以为王怌跋扈，叔文阴结，就算刘禹锡，也有过因为别人稍不亲附就斥流远藩的记录，新唐书记为“凡所进退，视爱怒重轻，人不敢指其名，号‘二王、刘、柳’。”也就是说，他们当时已嚣张到了让人在背后都不敢提名字的地步……所谓“行得春风有夏雨”，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失势后的遭遇，应该不算是一种意外。
不过，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批人员又的确有其能力在，所以，在很久很久以后，帝京当中，终于还是飞出了返京的恩诏。
……斯时，为元和十年，距离刘禹锡的外放，已经十年了。
十年啊……对镜抚膺不忍叹，人生几得再十年？特别是对于一个曾经登上云端，曾经雄心勃勃的政治家来说，这远涉山水间的十年，一定有很多刻骨铭心的东西，一定有很多孤夜残漏的领悟。
（不过，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他或者有所领，却并未有所悟，当然，这是后话了。）
回到刘禹锡身上来，公平的说，他被召还时的前景并不错，“欲任南省郎”。
南省，就是尚书省，唐有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尚书省的地理位置在三省最南端，故时人名之“南省”，后来宋袭唐制，也是这样称呼。南省郎是简称，即南省侍郎，从级别来说，是四品（刘禹锡当年在永贞革新时位监察御史，只是正八品），从含权量来说，可以算宰相助理，是有里子有面子的一个好位置。
不过，他没能上任，因为……桃花。当时，京中有一座道观，叫玄都观，因为道士很会种桃花，成了着名的社交场所，整天里冠盖云集，热闹的紧。
话说唐宋时期，社会上的文化气氛不要太浓，但凡有头有脸的人物，参加这种社交活动时，没好衣服可以穿布的，没马可以骑驴甚至自个儿安步以当车去，大家都不在乎。可要去了玩了却不写首诗填个词什么的，那，连家里人隔天出门都不好意思跟邻居打招呼。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就明白，刘禹锡跑去看花，肯定是要写诗的。
《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要说，这诗也没什么，大实话，他都走十年了，这些树指定是他走以后才栽的啊，可凡事架不住琢磨，让有心人一听一想，这事就麻烦了。
“尽是刘郎去后栽”……您这儿话中有话吧？
“紫陌红尘”这个词的指向意味，是非常浓的，即今日之“大红大紫”的源头，唐人所谓“朱紫富贵”，正是官绶颜色，有此四字，有心人硬说他是冲官场中人来的，那是一点都没法分辨。
说到对这段文案的评价，套路之一，是“在这首诗中，淋漓尽致的表现了刘禹锡作为改革派重要人员的坚定立场，展现了对保守派豪不保留的蔑视以及锐意改革的大无畏战斗精神，因此，他受到了保守派（也有书作“顽固派”）的敌视和更进一步的打击……”等等，虽然这大致是在“河殇流”甚嚣尘上的年代里写出来的，可到了今天，好象也还是这样没变。
这样说对不对呢？不能说完全不对，刘禹锡显然是个改革的死硬派，这首诗也显然写的很有情绪，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再和他十三年后再次看花时写的另一首诗连起来读，就更能看出他的态度真是始终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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