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梅也不知怎么解决，自言自语似的说：“都长大了，这些事都出来了。”
苏阳一听“都长大了”，猛然想到李梅都二十四、五了，在农村，这个年龄的女孩子就预示着嫁不出去了，所以，他关切的说：“姐，你也老大不小了，你的事怎么办？”
李梅的脸一红，瞪了他一眼，说：“管好你自己的事，我的事不要你管。”
“哦！”苏阳被训的一时尴尬，挠着头，出去了。
黄小丽回到住处，院里两间屋，住着八个女的，立刻围到她的跟前询问情况。以前黄小丽来得晚，在部队并不起眼，自那次她为大家出头，又接连被共军长官单独叫走了几次，一下成了这些女兵的中心人物了。她一回来就是七嘴八舌的一大堆问题，但主要还是想从侧面了解八路的动态消息和对她们的政策。她也毫不隐瞒的说：“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谈我们是留下来还是走的问题。”
女兵们一下又七嘴八舌的议论开了，主要议论的是走的话，会不会被枪毙，八路有政策，可都没经历过，不相信。再一个是还能不能回国军去，因为她们是通信兵，回去了肯定要审查，会不会用刑，特别是她们女的，一旦落在那些人手里，往往会被欺辱，一旦反抗，怕回都回不来了。
所以，她们心里十分忐忑。女孩子，在这战乱年代来当兵，有些是出于无奈在部队吃口饭，有些是抱着一腔热血为抗日救国，有些是为奔个前程。不管怎么样，部队还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地方。由此，她们又议论开共军和国军，共军有政策，无论官大小都得执行，国军就看长官高兴和喜好。共军优待俘虏，她们来了就是学习，和上学的学生一样，要是国军，打不死你也得脱层皮。这似乎很明确，但她们心里依然有一条抹不平的梗，就是在他们的意识里，国军是正统的、强大的，参加国军就是走正道，而参加共产党、八路军就像要加入异端一样。
所以，她们在想走与留下之间抉择着。有四个想坚决留下的，一个是坚决想走，因为家里和共产党有仇。还有两个是在走与留之间犹豫着。黄小丽则没有表态。
丁广生以苏阳的安排，部署别动队抓军统特务，让战士们隐蔽在镇子的各个街道、胡同的角落，发现可疑的人。
他还找区委的同志，想由他们清查最近来镇子的陌生人。镇子常驻人口总共有两千七百五十五户人家，租房住的有三百六十二户，这是当时登记的，有没有变动，一时还不知道，有人租房不报告，还要去查。区委工作刚刚起步，好多还不完善，做不到，人员又少。怕惊动特务，丁广生只好放弃大面积普查。
都是搞暗杀的，知道暗杀的基本套路，化妆侦察、跟踪盯梢、隐蔽蹲守等等，为了不穿帮，丁广生没有让别动队出现在街上，和特务混淆，被特务识破，所以战士都轮班隐蔽蹲守，覆盖了镇子的所有街道胡同，每天晚上和早上汇总消息。第二天，一名战士报告一个卖糖葫芦的和一个在街口要饭的住一家，两人没有同时进出过，要饭的直接到街上坐着，卖糖葫芦的走街串巷的不确定。
丁广生也觉得可疑，似乎卖糖葫芦的和要饭的不应该是一家人，于是加了一个人盯这一户。第三天丁广生也来验证，卖糖葫芦的看上去有五十多岁，佝偻着身子，也就一米六几的身高，上身一件补丁叠补丁褪了色的蓝色棉袄，下身一件补丁叠补丁的黑色棉裤，扎着裤脚，一脸胡子，头发蓬乱，还沾着杂草沫，就像半年没洗头了。要饭的穿的更不是衣服了，上身的棉袄都成布条了，露着黑不溜秋的棉絮，下身的裤子也是破破烂烂，一双棉鞋都露着脚指头，头上一顶毡帽，不知戴了几辈子了，耷拉着瘪着，脸脏的看不到容颜了，要多邋遢有多邋遢。拄着一根烧火棍，拿着一个缺口的瓷碗，给街边一坐，等着人赏赐。
晚上，苏阳才回到张店子镇，丁广生报告了情况，苏阳说：“怀疑，但不能确定，明天就抓一个，看另一个跑不跑。”
丁广生安排了抓人，先抓卖糖葫芦的，结果到点了，卖糖葫芦的和要饭的都没出门。盯梢的战士都说没发现有异常，肯定没有出门。又等了有半个小时，卖糖葫芦的和要饭的还都没出门。丁广生沉不住气了，直接带人踹开了门，屋里哪里还有人，显然是从后窗出去，化装成种地的农民走了。
苏阳一听情况，说：“就两个人，显然是外来的，应该是军统驻阳城工作组的。他们只是情报组的，只是来侦察来了，既然走了，要么发现你们了，又改头换面了，要么已完成任务，回阳城了。如果回阳城了，那么这一两天还会有人来，可能从阳城来，也有可能从清河县来。你们除了以前蹲守外，在各个进出镇子的路口都安排人手，监视进镇子的人，一旦发现可疑的人，立刻抓铺。”
丁广生说：“在路口设几个检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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