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发生在1079年，是北宋时期着名的政治事件。
苏轼在这一事件中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经历了他人生中的至暗时刻。
乌台诗案不仅涉及苏轼，还牵连了包括他的弟弟苏辙在内的许多其他文人。
苏轼最终被判流放黄州。
这一事件严重打击了他的政治生涯。
也体现了文学作品在政治斗争中的影响力。
《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是自张衡后在正史中第二个有传的科学家。
沈括自幼家贫，三十一岁才考中进士。
入仕之后便被荣华富贵所眩惑，竭力营谋进用。
苏轼是北宋文坛赫赫有名的人物，沈括对他心存嫉妒却无法超越其地位。
于是他利用自己与苏轼的交往，收集了苏轼的一些诗作，将其逐首加以笺注，附在察访报告里，签贴进呈，告他“词皆讪怼”。
别有用心地指控苏轼诗中讽刺朝政，为后来台谏官攻击苏轼提供了“工具”。
宋初，为了鼓励言谏，台谏官由皇帝亲自选拔。
因此台谏官地位较高，可以随时弹劾执政，久而久之，便成为毫无统驭的群体。
北宋时期的新旧党派之争非常激烈，以王安石为首的新政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不断博弈。
当时的保守派中，司马光正在洛阳闭门撰写《资治通鉴》。
而王安石曾指责过苏轼是司马光反对新政的幕后智囊团。
加上沈括“讥讪朝政”的老办法可以故伎重演。
于是以李定为首的台谏官，为了打击保守派的潜在势力，巩固新政派的既得政权，有计划地结伙陷害苏轼。
宋神宗接连收到了台谏们对苏轼的“控”状，这场出生入死的文字狱便如火如荼地烧了起来。
1079年6月27日。
监察御史何正臣首先发难。
上札论苏轼到湖州任谢上表中，有“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
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指为“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接着是监察御史的舒亶。
进札子说：“臣伏见知湖州苏轼进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
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
这一段与何正臣互为呼应，以期激怒神宗，陷苏轼于“大不敬”的杀头之罪，用心非常狠毒。
紧接着是权御史中丞李定。
7月2日。
上札列数苏轼四大罪状，句句紧扣着苏轼怨望和谤讪的对象都是皇帝，富有挑拨性。
神宗果然被激怒了，下旨道：“送御史台根勘闻奏。”
于是太常博士皇甫僎驰驿赶往湖州，逮捕苏轼到案。
苏轼5月20日刚到湖州上任，7月28日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在任仅两个月又八天。
逮捕当日。
皇甫僎带了两个台卒直接闯进州衙，秉笏立于庭下，两个台卒左右夹侍，白衣青巾，顾盼狞恶。
全衙人心惶惶，苏轼是个文人，也没见过这种阵仗。
直到看到皇甫僎带来的台牒，发现只是寻常的追摄行遣，只是皇甫僎故意那样威吓他们。
苏轼被绑了绳子带出郡署门，家人号泣跟了出来。
据说当时“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很是凄凉。
苏轼的妻子王夫人带着一家二十余口，前往南都苏辙家寄寓，苏轼身边只有长子苏迈跟随。
8月18日，始入台狱。
据说御史台的监狱非常狭小逼仄。
苏轼自己记述（《晓至巴河口迎子由》诗），住在里面，一举手，一投足，就会碰上阴湿粗硬的墙壁。
仰起头来，屋顶上开的一个天窗，还不到一片席子大，整个囚房，就像一口百尺深井。
这位名满天下的诗人，就蜷缩在这个不见天日的井底，生死未卜。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等待别人宰割。
苏轼八月十八入狱，二十日开始问案。
苏轼初供：“除《山村五绝》外，其余文字，并无干涉时事。”
勘状指责他“虚称别无讥讽嘲咏诗赋”。
于是御史台就移文有关地方的政府机构，向各关系人问证。
在这样严厉的逼供情况下，即使片言只纸，也都一一辑录。
以苏轼写作的丰富，像这样追根究底地夜以继日地勘问，简直就是“疲劳审问”。
参与围剿的权御史中丞李定是主审之一。
当时满朝文武都不敢问及此案，也没有人敢和他说话。
据说有一天。
李定在崇政殿的殿门外，大伙儿一起等候早朝，李定忽然跟同列的官员道：“苏轼确是奇才！”
别人不知其意何在，不敢搭腔。
他自言自语道：“一二十年前所作诗文，引经援史，随问随答，无一字差错，此非奇才而何？”
说完他独自叹息良久，空气非常凝重，众人皆默不作声。
苏轼在台狱，受尽折磨。
熬过两个月，总算勘问审理完毕。
御史台于十月上旬，撰成勘状，奏请皇帝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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