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传染病来了，家里人死光了，侥幸活下来的那一个，却要负担已经死去几年了的家庭成员的份额。
这可真是两眼望苍天。
县里的官吏拿着这么一个册子，去找户主。
找不到户主找亲戚。
找不到亲戚找邻居。
邻居全空了，找隔壁村。
所有村子全逃荒去了，那就全县摊派，以此类推。
在老百姓眼中，黄册就像是阎王爷的勾命的生死簿，尽勾穷人的命。
黄册的乱象让百姓们苦不堪言，而那些官吏们却借此中饱私囊。
他们勾结起来，将富人的田地划到穷人名下，使得富人逃脱赋税，而穷人则背负沉重的负担。
这一行为不仅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也引发了无数的民怨，尤其是在江南地区，屡屡出现乡民纵火焚烧县里的黄册库。
黄册制将子民分为民户、军户、匠户三大类，大家各司其职，田有人种，仗有人打，武器有人锻造。
但朱元璋似乎忘了，人是流动的，不会因为他划了一个又一个框框就静止不动。
而大量的流动人员，必然会对僵化的底层治理架构形成致命的冲击。
明朝中后期，大量流民涌现，令朝廷无比恐慌，疲于应付，这就是黄册制度所带来的最直观的弊端。
朱允熥命令户部侍郎傅友文主持黄册的重新编制。
为了防止地方上豪绅阻挠清查田亩，朱允熥命令徐辉祖从京营中调集一万人，交给驸马都尉傅忠指挥。
傅忠将一万人分成二百五十队，每队四十人，分散到南直隶各个县里面去，配合国子监的监生清查田亩和人口。
朱允熥又命杨士奇从都察院中调百余名御史，在南直隶各府县巡查，凡地方上的官员和胥吏，敢于互相勾结隐匿田亩者，一律交三法司议处。
在如此高压的震慑之下，田亩清查依然进行得很艰难。
从南宋开始，南方就开始形成强大的宗族社会，即使考上了举人，考上了进士，做了高官，也得敬族长三分。
国子监的监生南方人居多，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屡的联系，即使是易地清查田亩数，他们也总有办法相互包庇。
朱允熥调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花费了近两个月时间，在南直隶的一百二十九个县展开核查，共查出隐匿土地十九万亩。
洪武二十六年公布的全国田亩数为八百五十万顷，南直隶查出的这点隐匿土地，还不够塞牙缝的。
以每亩地五两银子的均价计算，价值不过九十五万两，而这次核查的人力成本高达四十二万两。
这还是在南直隶，如果到了浙江、福建、湖广，成本还会更高。
朱允熥大张旗鼓搞"摊丁入亩"，第一步清查田亩数就进行不下去，这使他异常愤怒。
朱标道:"天下事就是这样的。你想清查田亩数，就能查得清清楚楚，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朱允熥哑口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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