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的机动让国军陷入了困境，红军在贵阳的虚晃一枪，使得国民党各路军队都集中在黔东地区，与红军的行军路线产生了巨大的距离差。
四个多月来，国军被红军牵着鼻子走，在贵州、四川的山川之间疲于奔命，却始终未能捕捉到红军的主力。
这样的困境，让国军高层倍感焦虑，他们急需找到一种新的战术来应对红军的灵活多变。
在国民党军队的各个角落，尤其是那些身处基层的士兵们，他们的抱怨声如同夏日的蝉鸣，连绵不断。
这些士兵们，他们背负着沉重的装备，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汗水与尘土交织在一起，附着在脸上。他们的脚步沉重，仿佛每一步都在与大地抗争，与疲惫抗争。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军重新调整了追剿红军的策略，命令部队减缓行军速度，以保存体力，准备长期的战斗。
这一命令下达后，国民党军队的行军进程变得更加迟缓，他们不再像之前那样急匆匆地追赶红军，而是开始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然而，这种迟缓的行军进程，却在客观上帮助了红军实现了西进的战略意图。
因为红军正是利用了国民党军队的迟缓，趁机向西进军，寻找新的战略据点。
红军利用地形优势，巧妙地避开了国民党军队的追击，一路向西，最终成功地实现了战略转移。
4月18日，红军分为两路向西推进，南路军在白层地区成功渡过了北盘江，与此同时，北路军也顺利占领了龙场和兴仁等地。
红军的逼近让滇黔边境的形势变得紧张，云南的军阀开始感到恐慌。
他们深知，如果红军深入云南腹地，他们要么面临被红军消灭的危险，要么像贵州的军阀一样，被中央军瓦解。
为了应对这一威胁，云南军阀决定采取积极的防御策略，他们必须在云南之外将红军堵截住，防止其深入云南腹地。
为此，他们成立了昆明城防司令部，加强了纵深防御。
同时，他们还秘密电令滇军，如果红军真的进入了云南，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不分昼夜地超越红军，阻止其深入。
在这个关键时刻，云南军阀还调派了李菘独立团等部队前往平彝县布防，以进一步加强对红军的堵截。
他们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红军进入云南腹地，保卫自己的地盘和利益。
在4月25日的白龙山战役中，滇军首次领略了红军的战斗力，红军第2团勇猛无比，势如破竹，使得阻挡他们的滇军只能仓皇而逃。
这一战，红军打开了进入云南的通道，并缴获了大量物资。
红军总部随即命令红9军团在滇东北地区发展，制造出红军将在此地北上的假象，以吸引国民党军的主力。
而红军的主力则秘密向昆明方向推进，让国军误以为红军的目标是昆明。
然而，红军的真实意图是在金沙江一带渡江北上。
此时，滇军主力仍在红军后方紧追不舍，其他部队也在滇黔边境布防，云南内部空虚，尤其是昆明，宛如一座空城。
云南军阀见情况不妙，急忙向中央军求援，并命令滇军迅速回防。
国民党军的注意力被牢牢地吸引到了昆明地区，使得金沙江一带的防御变得异常薄弱。
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滇军依然在金沙江沿途部署了防线，这无疑会对红军的推进速度造成一定的阻碍。
为了迷惑敌人，红军决定采取一次大胆的行动——他们计划制造一种假象，让云南军阀误以为红军将大举进攻昆明。
于是，一支红军部队伪装成主力，于4月29日悄然抵达距离昆明仅五十公里的杨林地区。
在这里，红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四处张贴标语，宣称要“打到昆明去”。
随后，这支伪装成主力的红军部队继续向昆明推进，最终抵达距离昆明仅十五公里的大板桥。
与此同时，红1军团的侦查科也派出便衣侦察队深入昆明城郊，四处张贴标语，制造红军即将进攻昆明的假象。
这一系列的行动成功地让云南军阀陷入了恐慌，他们不再关注金沙江的防御，而是急忙调集各地的民团前来增援昆明。
这样一来，金沙江沿途的防御变得更加空虚，为红军的北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红军通过巧妙的声东击西和避实就虚的战术，成功地迷惑了敌人，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这一战略的成功，不仅展示了红军指挥员的智慧，也为红军的北进之路扫清了障碍。
1935年4月29日，红军总部发布了《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红军必须抓住当下的有利时机，迅速渡过金沙江。
4月30日，军委纵队抵达了寻甸县柯渡的丹桂村，红军总部在此召开紧急会议，详细部署了渡江行动。
红军决定兵分三路，1军团担任左翼，穿越禄劝、武定和元谋三县，最终从龙街渡口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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