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深秋，红军的领导者们围坐在一张陈旧的地图前，他们的目光凝重而深邃，正对当前的军事局势进行细致的分析。
一位总部高层的手指在地图上划过，停留在宁夏一带，然后缓缓摇头：“目前，我们不宜立即向宁夏进军。”他的话语带着坚定与决断。
“我们的根本方针，仍然是南征、东讨。”
“东讨的利益是巨大的，不仅可以扩大我们的势力范围，还能为即将到来的新革命高潮做好准备。”
“因此，我们必须在接下来的四个月内，努力扩大红军的规模，至少增加一万名战士。”
会议室内的气氛变得凝重，每位将领都知道接下来的任务艰巨而重要。
一方面军需要在接下来的十天内，原地集结训练，提高战斗力。
同时，他们还要密切关注晋军的动向，以便在了解情况后，迅速决定是向南还是向东进军。
东渡黄河天险，开赴山西前线，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这一战略部署在红军高层中已经形成了共识。
这一决策不仅体现了红军高层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央红军初至陕北的实际需要。
他们必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形势。
尽管红军已经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奠定了革命的新局面，但陕甘苏区的处境仍然十分险恶。
这个地区的面积狭小，仅限于延长、延川、安塞、保安、安边和靖边等几个小县。
土地贫瘠，物产不丰，几乎没有工业，这使得红军的给养供应变得极为困难。
此外，这一地区人口稀少，兵源匮乏，使得红军难以迅速补充和壮大。
要改变这种不利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就必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更为严峻的是，陕甘苏区仍然处于国民党军和地方军阀的包围之中。
南面有东北军六十七军在延安、甘泉、鄯县和洛川一带驻军。
东南面的韩城、宜川则是十七路军主力部队。
西面环伺着的是宁夏军阀近10个师的虎狼之辈。
而国民党的一部分中央军也正沿着西兰路两侧蠢蠢欲动，随时准备进犯陕甘苏区。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红军高层决定采取积极的战略措施。
抓紧时间加强自身的战斗力训练，要密切关注敌人的动向，以便在关键时刻采取果断的行动。
同时也开始积极寻找新的革命根据地，为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在义和镇等地，国民党中央军与地方军队的身影频繁出现，如虎狼般四处游走，残暴无情。
红军若想在这样的环境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就必须主动出击，打破封锁。
在瓦窑堡的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为红军指明了方向。
决议中明确规定，1936年2月至7月，红一方面军将渡河东征，深入山西作战。
目标是击破晋军主力，并在晋西五县以西地区建立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新根据地。
同时，决议也提出了后续的策略，即根据实际情况和红军的力量，相机由山西向绥远发展。
红军总部根据决议向前方红军将领发布了命令。
军事上，要求前方部队在四十天内完成东征的筹备组织工作，并命令他们向南夺取宜川、甘泉两城，完成赤化任务。
北路军则需立即出击，打击北面的进犯之敌，以巩固和扩大陕北苏区，为东征建立稳固的后方。
在组织上，红军总部要求各方极大努力扩红，南线部队应完成扩红5000人的任务，并开始组建骑兵旅。
干部方面，后方需准备200人随军出发，前方则准备100人。
此外，还需准备300个排长，以备三个月后的使用。
红军大学的第一期学员需全部出校，同时第二批学员入校。
尽管决议通过了军事战略的基本策略，但东征的具体策略、行动方针、组织安排和具体部署仍需进一步细化。
总部指示下达后，前方将领从战役战术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他们认为，东渡黄河并创建吕梁山根据地是一个理想的选择，但有两点顾虑：
首先，他们担心红军在大疲劳之后，体质仍然较弱，人数也较少，如果渡河时受挫，后果将不堪设想。
其次，他们担心在东渡黄河后，随着国军援兵的增加，红军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为了确保根据地的安全与稳定，他们必须慎重考虑每一次的军事行动。
1936年初，红军总部接连在1月10日和17日召开了两次重要会议，核心议题便是东征战役。
会议中，领导者们深入探讨了行动方针、策略原则、组织安排以及开辟新根据地的具体工作。
明确提出了“稳扎稳打”的东征策略，旨在背靠苏区，稳固根据地，争取在黄河渡口的自由行动权。
会议结束后不久，红军总部高层向前线将领发出了回复，强调只有以晋军为对手，采取稳健的作战策略，才能确保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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